一所非著名大学的记忆碎片-落基山地理
1998年，我二十三岁，那年夏天发生了三件事: 一，齐达内带领法国夺得了世界杯；二，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发生了特大洪灾；三妖刀记吧，我大学毕业了，不带丝毫留恋地离开了母校——大庆石油学院，相处了四年的同学们各奔西东。
时隔二十年，法国队又一次捧得大力神杯。母校早已搬迁了，原来的校舍在挥之不去的记忆中化为一片废墟。一帮已经油腻的中年男生和抓住青春尾巴死死不放的女生，从四面八方聚拢到一起小莉影像馆，真诚地诉说着谁也没有变老的谎言，反刍一样地咀嚼曾经共同的时光，重演了毕业时候的那一幕。
我从故纸堆里翻出这篇陈年旧作，拂去蒙尘，略作打磨，以作纪念。
女生，男生
大庆石油学院从来都不是一所让人骄傲的学校，但当年还是要风光些，好歹算得上国家重点。校址位于黑龙江省的安达市，这地方偏僻、落后、闭塞、保守，是一个鸟不生蛋驴不拉屎兔子都不做窝的地方。我毫不吝啬地把这么多高大上的词汇堆砌在这里，足见我对这个地方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
当时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穿着土气。牛仔裤还很少见，西服却是每个男生的标配。我去清楚地记得我们宿舍老三的西服是灰绿色的，天天洗的很干净。
老三姓冯，按当时我们专业两个班男生之间的习惯，人称冯三儿。冯三儿来自内蒙，生的个子瘦小，面皮黄且干瘪，两颗门牙略微突出。他性格随和，一向不愠不恼。脸上总是透着浅浅的一种怡然自得又似故作自得的微笑。走起路来昂首但不挺胸恶魔的吻痕，脚抬得挺高可步子不大，颇具喜感。每次念起老三，常常想到三国演义里面关于蒋干过江来到东吴下船时的描写：干昂然而来。
东北的冬天很冷，在第一个冬天到来之前，很多男生都会去安达的街上置办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来年春天收入箱底，冬天再拿出来穿，从不曾见得有人拆洗。四个冬天下来，一件件军大衣的前襟和袖口都已经油光发亮，随着我们的毕业光荣退役。
相对来讲，女生的穿着花样更多些。而且，十八九的大姑娘，也正是穿什么都好看的时候。当然，女生的头发也很值得关注。我发现，入校之初女生的各种发型还百花齐放，但到毕业之际，却几乎被某种样式一统江湖。这样式好像是从四周各自拨出一绺长长的头发，整齐划一的在后脑扎在一起，其余的发丝如瀑布般一泻而下，看上去很是娴淑。
我本来也是很喜欢长发的女生，可同一种发型看得多了，不免产生审美疲劳。于是多少有点青睐齐耳或不及肩的短发，给人的感觉很有活力。
当时的大庆石油学院，教学区和宿舍区是分开的，我的宿舍下面紧邻从宿舍区到教学区的主干道。每到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在宿舍的窗棂上，我总喜欢趴在窗前欣赏甬路上川流不息的男生女生。他们或三三两两，或形单影只，青春的脸上大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在夕阳的映衬下，是那么的美丽。现在的老杨想起当时的场景，心里禁不住感叹：年轻，真他娘好啊。
当然，中午下课时的交通高峰期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个个饥肠辘辘步履匆匆的男生女生裹挟在人流之中。这时候，娴熟地骑着自行车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情，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地被自己超越，身后不时传来女生被风驰电掣的自行车蹭到时的尖叫，仿佛自己就是一位驰骋沙场横刀立马的将军。而骑车的韵律，或轻或重，或缓或急，或欲步不前，或一泻千里软枣子，时而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很能滋生一种成就感。如果此时再能和着广播站播放的《拉得斯基进行曲》，简直就像是在舞蹈了。
那些老师们
地理环境给人带来的失落只是浅层的，更深层的则是育人理念带来的寒心。记得在一次培训上，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学院领导语重心长地讲，“在座的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龙宫岩，我希望你们当中，十年后至少能有十名处级以上的干部！”
我当时就感觉一种莫名的悲哀：“处级以上的干部”？——难道这就是我们这所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吗？
幸好，还有孙礼煌教授这样的老师坂东玉三郎。可能在每个人年轻的阶段，都会有几个人对自己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孙老师就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几位之一。
孙老师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一生醉心基础物理的研究。早年北大毕业后在中科院工作鄂邑长公主，但后来受政治运动影响而颠沛流离，最终委身于大庆石油学院这样一所工科院校，当属不幸。然而对学生来讲，在学术土壤贫瘠的学校里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实乃万幸。
我们上大学物理的时候，是在主楼顶层最边上那个光线不太好的阶梯教室里。到冬天，窗外是一片光秃秃的庄稼地，坐在教室里，时常可以听到窗外鬼哭狼嚎般的北风。孙老师讲到相对论，一再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这宇宙科学中的精妙，绝对是人生中不可多得而恰恰又是贪得再多也不为过的。语气中，明显带有着怒其不争的心态。
有一次,孙老师终于对我发脾气了，因为我把“γ”（伽马）说成是“r”。在他来看，这绝对是理科生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那时候物理课一般是在上午第三节和第四节。不知道为什么，第三节课的时候我总是打瞌睡，等精神好的时候，却已是第四节课罂粟妃，肚子又叫起来，开始琢磨中午去哪个食堂打饭，所以注意力一直不能集中。
尽管如此，期末考试不及格还是大大出乎我意料。因为从初中到高中，物理一直属于我的传统优势项目。我一向最引以为自豪的物理，我最崇敬的老师，上学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不及格，就这样牵扯到了一起。为此，我经常受到同学老熊的取笑。
临近毕业的那年，孙老师已经退休。可是我还经常见到他，偶尔聊一两句，他说自己现在很轻松，天天看书、学习，言谈之中透着大风大浪之后已至暮年的那种安然和从容。还说每天下午都要穿过学生区，出南西门，到田野里散步。毕业后，我也给孙老师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得到他的消息。
直到去年，当时在美国访问的老熊突然告诉我，孙先生驾鹤西去。老熊还说，他本来打算回国后找机会去看看孙老师，没想到就此阴阳两隔，不胜唏嘘。
另一位印象很深的老师是我们勘探系的陈秉麟教授李端端图，很有老一辈地质学者的风采。他常常背着一个洗得发了黄的、补丁摞补丁的地质包，
珂兰葵尔瑞花白的头发衬着满面的红光。天天笑呵呵地，那神情好象说，天下的石头都是他的朋友。是在陈老师的身上，我第一次发现了地质工作者的乐趣，并成为我最终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一个引导。地质工作不仅仅是艰苦，还有山水之趣，自然之乐，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广博的胸襟，和其他基础学科的人所羡慕的精神空间。
当然，除了这两位以外，还有很多的老师值得我怀念。比如吕延防老师，入学时候他的一次讲座，改变了我高考失意造成的萎顿状态，他的经历在四年中一直鞭策我砥砺前行；再比如当年的院报编辑李万鹰老师，跟我们亦师亦友，每次一起喝酒都不醉不归；以及当年的每一位任课老师和辅导员，现在都历历在目。
岁月如歌
大学四年里，最充实、最快乐的就是大四前的那个暑假了，因为准备考研，我没有回家。当时每天八点起床，睡眼惺忪地去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大侠小鱼儿，广播里都放着早间新闻之后的广告，楼下的甬路上，去自习室的人已渐渐稀少。
那时的学习状态特别好，在桌子上一趴就是两个多小时。累了的时候，叫几个同样准备考研的同学出去放风。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教室，就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用故作浑厚的男低音大声地喊“刘洪江----，李宏伟----”。
对，这就是得瑟，也是在大学里学会的。
每天下午吃完晚饭，照例是打两个多小时的篮球，直到喂胀了一只只的蚊子。之后不紧不慢地在水房哗哗地冲个澡，骑着车子晃晃悠悠地去自习。偶尔和几个同学出来吃个西瓜，惬意地很。晚上10点多回宿舍，上床以后12：00还会听收音机，经常听的是中央台的“子夜星河”，还有崔永元的“实话实说”。那时候的小崔刚刚出道，机敏幽默，老少皆宜，没有抑郁症，形象也不似现在这般光芒万丈。
第二天又是日头晒着屁股才起床，重新开始下一天的循环。我算过，实际每天学习的时间不超过7个小时，但是效率特别高。这段时间的学习为最后的考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树立了我考研必胜的信心。
可是，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就在暑假要结束的时候，我正当壮年的父亲突然去世了。
我的悲恸可想而知变身男女。当我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家，跪倒在父亲的灵前，眼泪却流不下来。料理完丧事之后返校，新的学期已经开始。我的精神状态一落千丈，学习时怎么也不能像以前那般投入，经常是两眼看着书本呆呆地发愣。每天午休不再能睡着，晚上也时常被噩梦惊醒。那个学期真的感觉很累，那年的冬天也出奇的长。
学期结束的日子终于到了。最后一门课程考完准备离开学校的那个黄昏，在宿舍楼门口等三轮车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边的落日，红红的挂在灰蒙蒙的天空，周围没有云彩。地上贴着一层硬硬的冬天的干雪，散乱的脚印上，横着一排或疏或密也不甚清晰的白杨树干的影子…..
别了，少年
说实话，我真不喜欢安达那个破地方。毕业前的那个学期，心里曾暗暗地想，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要毕业了，大家都很轻松，毕业设计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从学期一开始就疯狂地恶补金庸老师的课。到论文做完的时候，正好赶上世界杯。我不是球迷，可在那样的气氛下，也装模做样地和同学跑到李老师家里看通宵。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认识了克罗地亚的队服，认识了当时号称小毛驴的奥尔特加，还有剑气冲天的荷兰。
有一位同学，因为是四川人，加之打麻将的时候老是给别人点炮，人称“炮哥”。当时的炮哥每天沉迷在机房打“红色警报”，没有心思做毕业设计。他的导师急得没有办法，有一天终于在机房找到了他，大喊“聂朝强”。此刻正全神贯注的炮哥头也不抬，大声嚷到：嘎哈？等我过了这一关的！
要毕业了，用过的东西，能送人的送人，能卖掉的卖掉，什么教科书，磁带，棉被，穿了四年的军大衣，都是徒增累赘的身外之物，而我们需要轻松地走向一个新的世界。
要毕业了，酒是不能少喝的。宿舍喝，班级喝，老乡再喝，不错的朋友还喝，低年级的朋友要给饯行，终免不了喝。曾经红过脸动过手不打不相识的，曾经同舟共济同病相怜的，曾经共同啃过一个馒头穿过一条裤子的，仍免不了喝，所有的恩怨都用酒来说话。反正一生中，大学毕业就这一次，喝就喝呗，谁惧谁呀。
要说喝酒，还属我们老三最牛叉，喝白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吃猫鼠。大学四年中，谁叫他喝酒他都来者不拒，从来没有喝多过。毕业聚餐的时候，看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从豪言壮语到胡言乱语，最后又到默默无语，老三依旧少言寡语，嘴角的微笑有一点点僵硬，两颗门牙显得更加凸出。
就这样，啤酒的泡沫一层层消逝，离别的日子也一天天地逼近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老五去西北的时候已是晚上，宿舍楼下灯火阑珊，大小行李之间人头攒动。
在我们的印象中，班长一直很稳重，也很成熟。他走的时候是个早晨，我赶到宿舍里去给他告别，只见同宿舍的其他人都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他那只见光光的床板一张。我匆匆下楼去追赶，快到校门口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他和女朋友坐的倒骑驴三轮车。被我追上的时候，他竟双手抱头，细看来已是满脸泪水。目送他上路之前，我们重重地握了手，省去了任何的言语湘南纯爱组。
渐远的歌声
毕业二十年，大庆石油学院已经改名叫东北石油大学，校址也从安达搬到了大庆，当年的校舍已经废弃。有同学发来照片，早已到处残壁断垣，满眼衰草寒烟，宿舍楼的大门锈迹斑斑，甚是凄凉。刚毕业的几年还很想回去看看，现在知道了这般破败的场景，也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实在是不想破坏记忆中的那一个个角落，更不想散失在角落中的那一片片记忆。
毕业之后，我曾经有幸进入北大，并在那里渡过了五年的时光，且自认为收获丰厚。然而，当别人介绍我说“这是北大的……”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想澄清：我本科是大庆石油学院。虽然大庆石油学院从来不是一所让人骄傲的学校，虽然在那里学到的有限的知识也早已忘记。
而今，校舍已成废墟，老师仅存记忆。在毕业二十年后的这个夏天，这帮已经油腻的中年男生和抓住青春尾巴死死不放的女生，从四面八方聚拢到一起，真诚地诉说着谁也没有变老的谎言，反刍一样地咀嚼曾经共同的时光，重演了毕业时候的那一幕：舞舞喳喳地喝酒，歇斯底里地K歌，掏心掏肺地互诉衷肠，最后眼泪巴叉地互道珍重。不同的是，褪去了曾经的青涩，中年男人的的玩笑更肆无忌惮，因为迟到而无奈的表白也更痛彻心扉。
见一次就少一次，让他们可劲儿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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