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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个痴迷于纳西学的德国教授（文、图）
作者 | 杨福泉
雅纳特教授（1983年）
在万物凋零的隆冬腊月，雅纳特夫人从德国发来一份讣告，这位在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丝不苟地临摹了近千卷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东巴经的画家悲哀地告诉我：雅纳特（K.L.Janert）教授已于1994年12月10日逝世。
雅纳特教授是德国科隆大学印度学系主任，国际著名的印度语言文献学和纳西学专家。中国西南边疆的纳西族因创造了迄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和数万卷用象形文书写的东巴教经典，形成一门举世瞩目的显学，由此也促成了雅纳特教授的中国缘。（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联邦德国尚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然而，她的国家图书馆在阿登纳总理的直接支持下，决然地高价从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买回一千多卷纳西族东巴经珍本，然后邀请曾在中国云南丽江潜心研究纳西族文化20多年，在西方有“纳西学研究之父”美誉的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F.Rock）博士，到西德讲学和编纂这一千多卷东巴经的目录。当时毕业于哥廷根大学的雅纳特博士，已深深地为这神秘古奥的纳西东巴文化所迷，便拜洛克为师，帮助他整理东巴经典和编目，成为德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研究中国纳西文化的学者。
我在雅纳特教授在山村家里的留影（1983年）
1962年12月，洛克博士在回夏威夷度假期间猝然病逝，在德留下一大堆未完成的工作。雅纳特教授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数年寒暑，完成了《德国东方手稿目录》中的《纳西手稿目录》5卷，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东巴经编目，受到国际东方学界的广泛好评。之后十多年，他在研究梵文古籍的同时，与其夫人致力于纳西古籍研究，根据《纳西手稿目录》精印出版了8卷、数百册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东巴经摹写本，为将东巴文化推向国际学术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联邦德国总统卡斯滕斯1981年访华时，曾把这一套书作为礼物赠送我国政府。
德国出版的《德国东方手稿》纳西卷目录之一
雅纳特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纳西学学者，1980年，他应我国教育部邀请，参加德国教授代表团访问云南，与我国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与和志武先生探讨纳西语言文化。后又根据德中文化协定，两次邀请笔者到德国进行合作研究，伏案4年，完成了《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7套《纳西研究系列》4种。
雅纳特教授是个典型的日耳曼人，意志极坚定，一旦抱定决心要干某件事，便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地去做。仅仅为邀请笔者赴德合作一事，他前后曾写了数百封信，克服当时的各种难关。他对纳西语言文献的研究工作极其着迷，有时几近废寝忘食的程度，常常是几块面包、一个鸡蛋就是一顿饭。有时研究中的某个问题未得解决，便坐卧不安，在路上、车上、饭桌上都念念不忘地与你探讨，而一旦难题得解，又手舞足蹈地高兴不已。越复杂的语法结构、字词句章，越能使他着迷，有时进入研究佳境，便会禁不住地击节赞叹，赞美纳西民族所创造的语言和文化奇观。惊喜之余，又常常会有点感伤地转引其老师洛克的一句话表述自己的情怀：“生命太短暂了，我已无力解开许多纳西文化之谜。”大有叹人生苦短，壮心难酬的学者情怀。
德国山村Hattgenstein,1983-1984年，雅纳特教授在这村里有个宅子，我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个农民家里住了一年。
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是雅纳特教授的同学，他对雅纳特教授有过一些回忆，1936年，季羡林负笈德国，到哥廷根大学主修梵语，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与雅纳特教授是同学，张光璘先生曾转述过季羡林先生对雅纳特的一段回忆：
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据雅纳特教授的讲述，他被分配到负责在飞机上运输物资的部队里）。
季羡林先生生前多次告诫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蔑视任何人，惟独不能小视德国人。林梅村先生的回忆中说，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即雅纳特）教授。二战结束后，雅奈特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科隆大学当教授（笔者按：笔者在德国期间，雅纳特是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的所长）。吕德斯的遗著《秣菟罗碑铭》（哥廷根，1961），就是他整理出版的。此外，他还出版了《印度手稿图录和分类研究目录》（威斯巴登，1965）、《印度和尼泊尔手稿》（合著，威斯巴登，1970）等专著。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而且还开始研究纳西东巴文献研究和纳西语。
大凡痴迷学问的人都有一些独特的癖性，雅纳特教授做学问有名，但“怪脾气”也有名。有时，他会为一些研究经费、聘用研究人员等方面的事，与有些部门乃至校长大吵一顿。在研究中，我们也常常会因观点的分歧而各持一说，互不相让，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一点不像有些西方教授那样讲面子。而一旦最后证明你说得有理，难题得解，他又像个小孩一样高兴得不知所措，把你拉去中国餐馆点几个好菜，痛饮茅台酒以示庆贺。
他在研究所里粗茶淡饭，苦行僧般地伏案干上5天后，一到周末，常常要拉上我，去科隆城一个古老的饭馆大吃一次传统的地方风味“红猪腿” ，此道菜因味美且量大肉多闻名，因此，他的秘书每次在我们去饭馆前总要风趣地向他说：“但愿明天还能见到您”，言下之意是您不要被这道名菜撑死。
Hattgenstein村子的田野，我每天走过田野上那条小路，从所住的农户家里到教授家里做研究工作。
光阴易逝，我离开德国已经6年多，他常常来信谈到他在那寂静而美丽的山村家居里每日进行的纳西学研究，谈到今后的一些计划，每次都还童趣十足地忘不了描述一番山村周围森林里的四季美景变化和各种动物的近况，我们曾在那儿隐居一年进行研究工作。我未料到他竟如此突然地撒手人寰，过早地结束了他钟爱的学术生涯，像他的老师洛克那样留下一个未竟的英雄梦，未了的学海缘。
此文原载《光明日报》1995年7月5日（季羡林回忆雅纳特的一段是新加的），亦收入以下这部散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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