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幼坚【书物】2018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芷蘭齋
吴幼坚
《营口道2号密档》，天津海关作家协会编著，洪卫国撰稿。
这是一部历史图片集，书中所展现出的天津老海关乃是少有人谈到的历史遗迹，然而这部书又不单纯是老建筑的照片集，里面还汇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该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揭示出了天津海关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又不单纯是天津海关的历史，它还关涉到了中国贸易的方方面面。关于天津海关的开办，以及此后的简约历史，本书中有如下凝炼的文字：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破大沽口，焚烧圆明园，强订《北京条约》令天津开埠。
1861年，设津海新关，首任税务司为法国人克士可士吉，欲称洋关。俟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廷退位，1915年更名为津海关。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天津陷落，日军逐英籍税务司而代之，夺津海关及关税。
1949年天津解放，津海关归并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垂直统一领导。1950年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首任关长朱剑白。
为什么说海关并不单纯是一个关税的征集部门呢？洪卫国撰稿的该书中有一节的题目就是《津海新关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推手》，题目代表观点，而洪先生在本节中又有如下的表述：
1865年10月17日，上任伊始的赫德通过总理衙门向大清朝廷呈递《局外旁观论》，力主用引导、影响和渐进的政策，促使大清从内部搞“改革开放”，并将此作为以后几十年海关政策的基石。这也与清朝洋务派的主张不谋而合。曾任津海新关税务司前后长达22年的德璀琳，凭借其与洋务派的旗手、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亲密关系，在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洋新政”中扮演了极其主要的角色，被人称为“大清第二外交部长”。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天津海关也曾是中国邮政的起源。
1878年3月，经清政府批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指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津海新关大公事房内（今和平区营口道2号）开办“华洋书信馆”，此乃中国邮政的起源，同年8月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我在早年也有集邮之好，那个时段当然买不起大龙邮票，而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却对此渐渐失去了兴趣，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有贼心没贼胆，等到老了贼心贼胆都有了，贼又没了。”虽然贼没了，但发行大龙邮票的原址还在，可惜我在天津时，没有想到到那里游览一番，而这也成为了我下次去见洪先生的理由。
《京华忆前尘》，陆昕著。
此书为陆昕先生所赠，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此书皆短小文章，近年余最爱此，取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甚合吾心意。韦兄粲之。”
我看到他的这几句题词，多少有点儿心虚，因为近几年我所写文章都是又臭又长，不知道他这几句题词是不是婉转的提醒。而当我翻阅此书时，果真如其所言，每一篇都短小精悍，而最短的一篇当数《柳下》，全文如下：
喜欢坐在湖边柳下，因为这样的感觉：柳条若即若离，从美好到忧郁；柔弱战胜刚强，生命不绝于缕。
我不清楚这几句话算是散文，还是现代诗，但总让我想起“我在桥上看风景”。看来短文能给人无限遐想。但有些短文却难以说清楚问题，好在陆先生的文章并非篇篇那样短，这使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意思的故事。比如《云烟漫记》记载的是胡同中孩子们的淘气：
野小子会时常想出些恶作剧，比如一看老头子出来了，就大喊大爷（夜），老头儿一应答，就齐声喊“壶”
。若是老太太，就大喊大妈（马），老太太一答应，就齐声喊“桶”。老头儿老太太一边骂一边追，孩子们一边笑一边叫满街跑。
这样的恶作剧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干的事。其实细想想，并非是孩子们如此之无礼，更多者是那个时代没有太多的娱乐，这让孩子们无处发泄自己的智慧，只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机警。
虽然本书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趣事，但更多者是陆先生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比如他引用了《庄子·大宗师》中的那段著名的话：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他对这段话竟然有如下的解读：
由此我也更深刻地领会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话的含意。这话的中心是教会人们要在生活中学会“相忘”。因为人的怀有希冀的动物，尤其对自己曾经帮助过或交付过真心付出过真情的人。人们觉得我付出了多少也应该得到与付出相等值的回报。一旦这个要求达不到，对于一般人而言，所有原先美好的一切都会在瞬间轰然坍塌，什么爱情、友情、真心、真情都将不复存在。与其最终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为什么不可以忘掉对方，至少可以不做爱人也不做仇人。牵手固然好，放手也未必不好，人生本来就是有牵有放。
陆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几句中国古语：行好心想得好报，那么好心也不是真的。但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太过高蹈。于社会而言，行好心想得好报并不能称之为一种缺点，水至清则无鱼，还是能够达观的看待，则更为务实。而陆先生的解读料来也是这样的心态吧。
《装订考》，（日）西野嘉章著，王淑仪译
此书乃是楚尘文化公司的楚尘先生所赠，该书的开本近方形，讲装订，而用一种特殊的版式，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立场。
我不清楚这本书原装的版式是怎样的，翻看本书的内容，其所讲更近于中国人所习惯用的装帧一词，因为本书的目录中，以解题的方式讲解了活字、书籍文字、异装本、书口、插图、封面、环衬、书盒等等。近一个时期，我正在跟周晨先生探讨中国古籍装帧问题，这本书的分类方式给我以大大的启迪。然而细读，方知是一本专门谈日本装帧的书，而每一篇所讲并非只谈装帧，乃是具体到某一部书背后的故事，这样的写法，又接近于国人所称的书话，这似乎跟我的想像有了不小的偏差，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感念楚尘先生的所赠，这本书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他山之石，至少让我在疏理中国装帧概念时，有了一种新的切入点。
本书作者西野嘉章乃是日本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馆长，从本书的代序中可知他对装帧的概念理解如下：
大致而言，欧洲书籍是以皮革作为书封，选用以棉或木浆制成的纸张，印刷字则以罗马字母为主。反而近代的日本的书籍，则融合了日、中、西洋三方的形式、技术与材料，不同的运用比例，赋予书籍各式各样的面貌。
由此可窥，西野嘉章所讲的乃是近代日本受了西洋文风影响之后所产生的装帧设计概念，并不关涉到日本古书的装帧，虽然从外观上来看，日本古书装帧跟中国书类似，也主要是线装本，然而无论其封面的折叠方式，还是订线的眼数，以及开版印刷方式等，其实都与中国传统典籍不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把日本的古刻本称为“和刻本”。遗憾的是，我没有见到专门谈日本古书装帧的著作，而本书也不例外。这部《装订考》是以现代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日本近代装帧，比如作者在本篇代序的结尾对书籍的装帧概念作出了如下界定：
构成一本书最简略的要素是用纸及印字，如果书的内容又经得起严格批判，那么就足以称为好书，不需要再具备其他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耐看的装帧，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代都能令人感觉有新意的装帧，就颇值得推崇。优良的材质加上简洁设计，就是好装帧。画家东乡青儿如此断论。从这一明确直接的装帧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装帧最终的收束点。
如此说来，所谓好书乃是好的装帧加好的内容，这句话放在哪国都足以适用。但何为好的装帧，至少西野嘉章认为，简洁的设计乃是好装帧的第一要素，如此理解开去，如果装帧太过繁复豪华，就有了喧宾夺主之嫌，不清楚西野嘉章是否同意我的解读。
就内容而言，我还是从本书中吸收到不少新知识，比如《金版》一篇，作者就将解读为凸版烫金，而对于金版所使用的材料，该文中提到：
“金版”所用的箔可分为金银合金与黄铜这两大类。前者依金的含量又分为“色吉”“浓色”“本烧”“烧”四个等级，后者又称作“洋箔”或“黄铜箔”，有进口的“二号”与日产的“四号”两种。
这应当是日本的分级方式，至少中国人不这么用。
对于袖珍本，作者首先称太厚重的书，实际上是不符合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的，也许这就是袖珍本在日本畅销的原因吧。而日本人理解的袖珍本似乎在内涵上与中国人略有差异，作者在文中称：
像“缩印本”或“维特丛书”这样小的开本，一般统称为“袖珍本”，大约是四六版对半裁切的大小。不过文久二年的洋书调所印行、留名日本近代出版史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虽采同样开本，亦被称为袖珍版，但因于过厚重，实际上是无法真的收进袖子里或收在怀中的。
其实，袖珍本一词本是来自中国古代，而古人的怀袖显然比今人宽大得多，因此小开本之书放入袖中完全不是问题。关于袖珍本与巾箱本的关系，作者又讲到：
“袖珍本”在更早前被称为“巾箱本”，告诉我这个名称来历的是画家林哲夫先生。巾箱本原指可以收纳进“巾箱”（放置头巾的小箱子）中的小本书籍，再进一步追查，据说中国南齐的衡阳王萧钧将他所写的《五经》收在巾箱内，为巾箱本最早的开端。清乾隆年间，有人因这个传说而编辑了《古香斋袖珍十种》，流传至日本江户时代的文人间，促成了“袖珍本”的诞生。
其实，“巾箱本”也同样是中国的古概念，而作者也在文中作了简要的解释，只是他未曾点出《古香斋袖珍十种》乃是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发明的。事关弘历某天转到了修书处，因为是皇帝制作之书，当然不能用小块木作拼版，因此所用的书版都是大料裁成，弘历看到许多裁下来的小版弃之可惜，于是就让臣工使用这些裁下来的小版刊刻出了这套著名的书。但是这部书流传到日本后，促进了日本人对袖珍本的喜好，这倒是我不曾知道的故事。而这也正是我读本书所得到了收获之一。
《稗谈书影录》，王振良著。
王振良先生赠我此书时，我本以为这是一部专讲书影的书，也可能是谈论中国古书中的影刻本，而拿回来仔细拜读，其竟然与我的理解南辕北辙。他的导师之一陶慕宁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本书著录1949年以前问世的有关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论著之单行本凡72种，包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等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除俞平伯《谈中国小说》一种，系据友人冯波所赠影件著录者外，其余均为寒斋（著者书房曰饱蠹斋）所藏之初版本或早期版本。
如此说来，这是一部专谈晚清民国小说的专著，而其撰写方式，类似于《直斋书录解题》，由此想开去，是我误会了这个书名，我把书名的五个字读为“稗谈，书影录”，看来这个逗号应该点在“书”与“影”中间，因为书中所谈者皆是小说，而此内容的书在古人眼中当然都属于稗谈书，“影录”二字则是称该专著中每谈一书都附有书影。细看王振良的这本专著，原来并非书话之书，更多者这是一本文献描述录，我举本书的第一篇――《红楼梦二百咏》为例，作者在该篇中首先写到：
《红楼梦二百咏》，黄昌麟著，丁日昌、黄钊评。线装木刻，一册两卷。半叶9行，行20字。卷各39叶，总约2.5万字。卷首有丁日昌《序》，卷尾复有丁之《跋》。上卷末另附鲍俊、李佩蘅、黄钊、温世经、顾铁华之《跋》。著者及品题之人，尽皆一时俊彦。书经书贾重装，封面题签已失。刊刻时间不详，或在道光年间丁日昌序后不久。
这段话简洁的交待了本书的开本以及其包含的内容，接下来则谈及本书的品相，而后几个段落则是讲述该书的作者、写序者、以及刊刻者的生平，到结尾部分则是对该书的评价：
全书收录吟咏《红楼梦》诗作二卷，卷各一百题一百首，故名《红楼梦二百咏》（版心题曰《红楼二百咏》）。上卷咏红楼中人，下卷咏红楼中事与物。每诗后面皆附丁日昌评，黄钊评语则间或有之。数量较少。丁在序中对黄昌麟诗评价极高，然精研咏红诗的林冠夫先生（著有《红楼诗话》），则认为“特别有见地的不多”。
之后作者将本书内所刊刻的序言与跋语点校出来，附录于后，这给使用者提供了太多的便利，这样读下来，则是完整的一篇书志。这种写法很符合作者的身份――王振良先生在南开大学所读硕士学位就是研究中国小说史，如此说来，他的这部《稗谈书影录》乃是关于晚清民国间著名小说的书志，是一本标准的工具书，而作者在写作之时，却并未考虑到可读性。
但是，与作者本人交往，听闻他的谈论，就远比看他所写该书要有趣得多。我觉得与他的谈话能让我领悟到更多的知识，比如他告诉我，人们都把傅增湘视之为北京的藏书大家，而他经过考证，发现傅增湘在天津时就已使用“藏园”这个堂号，其使用期长达近20年之久，后来因为天津发大水，再加上傅增湘要出任教育总长，所以他才离开天津，前往北京。
谈到翁同龢的旧藏，王振良也对翁家后世的复杂关系作了疏理，因为翁同龢无后，只好过继他房，而过继之子又无后，所以相互的关系比较复杂。他告诉我说，翁之廉就是过继之后，成了翁同龢的曾孙。王兄还说，陶湘的曾外孙女正在编陶湘史料集，而这位曾外孙女是一位大学老师，在王兄的帮助下，这部史料颇为丰富，最重要者，此集中包含了陶湘年谱、家集和家传，这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陶湘所刻之书，我藏有不少特印本，但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大多是别人所使用过者，如此这个史料集能够出版，想来会让读书界能够发现许多不为人留意的往事。
近几年，王振良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问津书院的建设上，他出版了一系列的问津文库，这些书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个系列之书所谈内容大多是与天津有关者，并且有些书很有史料性，我好奇于这些作者为什么不独立出版，一定要汇入问津文库，而王振良的所言让我大感意外，他说，凡是内容关于天津的书，当地的出版社都不愿意接手，因为这样的书出版之后，销售情况不理想，而这也正是他办问津文库的动机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墙里开花墙外香，王振良给了我一个绝妙的解读，他告诉了我怎样的秘诀，请大家猜猜吧。
“钞券版长城雕刻版画”
本月初，我在天津搞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位读者送给我一个提袋，他说里面是版画，而这张版画是刘扬先生让他转赠的。刘扬是北京人，为什么让天津人转赠物品给我，我觉得很奇怪。回来之后开盒视之，里面乃是一张雕版的长城图，其细腻程度堪比钞票，这猛然让我想起前一段的一件事。
刘扬先生乃是京城藏书名家，原本喜好中国古籍，这也正是我们能够玩在一起的原因，后来他转攻西洋珍本，这个转换让朋友圈内均表遗憾，但我多少能够理解，因为他是英语系出身，他应当是圈内朋友中外语最好的一位，既然如此，他搞西洋珍本有着先天的优势，接下来我就在他的博客中读到了一篇篇的相关研究文章。
大概从去年开始，刘总所发文章转为对现代雕版的研究，为此我曾经向他请教雕版藏书票的制作地，他建议我参观天津印钞厂的某家公司，并且约定好有机会时一同前往该公司参观。然这件事已过半年，我却忘记与他的约定，而刘总乃守信之人，他听闻到我在天津讲座，故请朋友有此一赠。
关于这件长城雕刻版画，在画轴之内夹着一张简介册，该册中谈到了著名画家徐仁龙，以及凹版雕刻家徐永才和青年雕刻师亚磊，然这个介绍册并未谈及这三者之间跟这件长城雕版的关系，于是我微信刘总向他请教。刘总首先称：“此物是天津刻意（防伪公司）张毅强总经理送您的，不是我送的。”显然这句话是刘总的谦辞，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该公司的张总，对方怎么可能送我这等贵重之物，即便如其所言，这也应当时刘扬介绍的。而对于这件雕刻作品的价值，他在微信中告诉我：
这是到目前为止，用（印钞）大机器印的最精致的雕版凹印作品，本来是邮票公司举办长城邮票大型活动用的，因为某种原因，没能及时供货，所以就没有正式推出（现在已经被某大机构包买），所以市场上并不多见。原画是重要领导办公室背景图，图的作者有专门授权。徐永才大师参与雕版。此版画气势磅礴，由于是印钞机印的，油墨凹凸明显，金属防伪线，带水印的钞券纸印制。
如此说来，这是著名画家跟著名雕刻家联袂创作的精品，这更让我感念刘总的美意，而对于这家刻意公司，我也从简介册中看到了一些信息：
刻意公坊创建于2015年，是传虹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防伪设计及雕刻凹版艺术创作的部门。其作品完美结合科技与艺术，拥有多项专利及完整的防伪解决方案，为多家知名企业、政府部门的防伪包装和票、证进行设计印制；雕刻艺术创作也多次获奖。
《严修日记》，严修原著，陈鑫整理。
本次的天津之行，王振良先生邀请了几位天津的爱书人与我见面，其中一位年轻人就是陈鑫先生。那顿饭吃得很愉快，几个小时内，我听闻到不少未曾留意过的信息。陈鑫先生讲到，在民国年间，对于甲骨文的收藏研究以天津为最盛，而王振良也给我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尤其对于甲骨文的发现者，虽然有着各种争议，但他们两人还是认定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权，这顶桂冠应该戴在天津人的头上。
陈鑫先生现在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工作之余同样致力于天津文献的研究。第二天我们再次见面时，他赠送给我这部上下两册的点校之书，其有此一赠的原因，也是昨晚谈话时，我们提到了严范孙，而陈鑫讲述到不少范孙先生各方面的事迹，我曾惊异于他对严修如此了解，而当我拿到这两本书时，心中的疑惑顿时释然。
此点校本前面有冯尔康所写导读，这篇导读的题目是《严范孙贵州学政的教育业绩与撰写经济特科奏折的思想学识准备》，题目很长，导读的内容也同样丰富，本文从多个方面揭示出了严范孙所做出的贡献，而我感兴趣者则是他在贵州开办官书局的事情，巧合的是，我去年特意前往贵州，寻访贵阳官书局旧址，回来后写成一篇小文，当时并未读到陈鑫点校的《严修日记》，当然也就没能看到冯尔康的这篇导读，该导读中第二个章节谈的就是严修办官书局之事，而该文中引用了雷廷珍在《誓学碑》中的所言：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夏，（严范孙）始则拟开精舍于资善堂，以教黔士；继而为人所阻，复筹商于当轴，改设书局，捐谦千金，以助成之。实开都中强学会改官书局之先，黔士遂广沐其泽。
看来严范孙为了贵州的教育事业，出钱出力，但还是受到了阻力，阻力何来，文中并未提及，而对于官书局的创办，冯尔康在文中有如下简述：
严范孙就任二十天后，就于十二月二十日与贵阳知府文仲瀛“议设局购书，仿津局例”。次日拟出《书局章程》草底。他在积极创设书局。转年正月十四日“写信至首府，为运售官书事”。就是为外省官书局出版的书籍在贵州运销的事情，写信和文知府商讨。由于二月至五月往安顺等府岁试，运作官书局事稍有停顿，及至六月二十四日，严范孙与贵州巡抚嵩昆协商筹办贵州官书局，随后向嵩巡抚发出谘文。嵩巡抚支持严范孙的建议，一面援照文本成案向朝廷奏请兴办官书局，一面先造活字板一份，备排印书籍之用。
这段史料很重要，而之前我却并未留意到，原来贵州官书局先是用活字来印书，关于这套活字是铅字还是木活字，冯尔康在文中又有如下表述：
为节省刻印图书经费，严范孙拟使用木活字，颇为费神。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为活字板”写信给善后局严绍光；三月初八日再次致函，商议三事，其一是“铅板价昂，拟请方伯将署存活字木板发局”。即拟向布政使提请将所藏木活字板给书局使用，以减低印书成本。三月二十三日，接见“书局管书板张云浦（铭），”显然是谈论木活字板的事情。
这是一段重要的印刷史史料，因为那个时代铅印和石印已经普及，而我所藏严修的著作也大多是用石印而成，可是他到贵州竟然搞了一套木活字，而其制作木活字的缘由竟然是铅字太贵。这段事在其他文献中未见提及。
对于该日记的点校价值，陈鑫在《前言》中有如下交待：
我们以天津图书馆藏严修日记手稿为底本，对《使黔日记》全文进行标点校勘，题名《严修日记（一八九四 －一八九八）》作为《严修日记》整理本的第二部分出版。（第一部分《严修日记（一八七六－一八九四）于二○一五年出版）
而陈鑫的这篇《前言》，也从多个方面总结出了该日记的内容特色：
大体来说，《使黔日记》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行程，二是记考务，三是记学务革新举措，四是记戊戌见闻，五是记家事。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并非界限分明。
虽然说，严范孙的人生丰富多彩，这些从他的日记中都能表达出来，而我更为关心者，则是关于出版史料，陈鑫的这部点校本，让我在使用上又多了许多的便利。
《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傅月庵著。
今天春节期间前往台湾参加国际书展，某天在傅月庵先生的带领下，前往参观茉莉二手书店，在该店的库房内，偶然见得此书，傅先生即以此题赠于我。虽然说，多年前我已读过此，但今日的因缘还是大觉不同，毕竟傅月庵曾经是茉莉二手书店的总监。店主戴莉珍女史的介绍，店常内的布置有很多都是出自傅月庵的创意，可见他虽然离开了这家书店，但店里仍然有他不少的痕迹，此书也算是痕迹之一吧。
傅月庵的这部大作在大陆颇具名气，我在不少的朋友书房内都看到过该书。以我个人的偏好，很喜欢此书中的《旧书之梦－－入门二十问》，想来有不少的爱书人都将他的所说作为旧书收藏的不二法门。本书内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台湾地区有名的二手书店，而这也成为了台湾书店之旅的指南之一。
书中有篇文章的格调与他篇大不相同，此文的题目是《书呀，终于要和你分手了！》，仅从题目看，这就是一篇抒情散文，内容其实也是如此。三十多年前，这类的文风在大陆颇为盛行，以致于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时，第一句都会是一个大大的“啊”字，当然，后来还会跟着一长串的感叹号。把如此抒情的笔风用在书话方面，这应该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我们且看本篇的第一个段落：
书呀，终于要和你分手了。在这个已凉的初秋时分，白日渐短，暗夜变长，地气仿佛跟着上腾，映照得青空更见蔚蓝辽阔。选择在这样的时刻，与你分手，不能不相信，最是恰当难得了。
看到这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傅月庵先生准备把自己的藏书沽清，而此刻他想到了挥泪对宫娥。接着读下去，则是具体讲到他年轻之时为了爱闲书而耽误学业之事，此后又讲到了一本名为《最近调查大日本分县地图全五拾六枚》的印刷物，可能是专业的原因，傅月庵钟情于这份地图，他很想将此地图带回家，而他的写法依然是极其抒情，口吻像是对着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欲说还羞的表着衷情。
当然，遇到这样的美女，首先要掂量自己有没有能力抱得美人归，果真，接下来的事情就如傅月庵所料，其价格不菲。
不用询问，根据经验，我就知道你的身份不会低。“图比书贵”，这是旧书规矩。翻到书背，蓝色原子笔标价清楚：一〇〇〇。看了之后，倒抽一口气，二话不说，把你放了回去。那时候，我在西门町一家出租公寓打工当接线生，每晚上班四小时，一个月也不过就是二千元的进帐而已。花半个月的薪水买一本破地图（对不起，这样说，希望你别介意！）回家不被骂死才怪。更何况，这个月的薪水，早就所剩无几，要进帐也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事了。
面对此况，傅月庵用这种话告诫自己：算了！别傻了！不用考虑了！他的这段感叹之语让我想起了任贤齐唱的那首《心太软》：“算了吧 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 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 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我觉得傅月庵这三句感叹号是化用了这首歌词之精，当然了，我也没去考证是《心太软》在先，还是傅月庵的此文在先。且不管孰先孰后吧，这至少说明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执拗的傅月庵心并不太软，拖了一个星期后，他刚拿到薪水，立即就跑去为此图册赎身，可见他是为了爱能够不顾一切的人，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本文第一段的感慨呢？果真这篇文章读下去又有了新变化，这个变化时间足够久，将近三个七年之痒，他决定和这本爱书分手了。
二十年的时间，入世越深，世事越见。“聚散随缘，万事皆有定时”的看法也与日俱增。“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书人咸同，都是守不住，也无须费心安排相守的。所真正在乎的，或许仅是一个最恰当的分手时刻。汝若有情，这二十年来所关照于我的，涓滴在心；汝若无知，这二十年来我所假借而得的，襟怀满盈。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世变流转，逐浪大化，你自然也有自己的一条路该走。厮守是痴，与其相拘相缚，不如相知相忘于江湖！
当然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厮守，傅月庵即使移情别恋，似乎也没什么奇怪。但从他的行文来看，他对该图册的情感并不是左手摸右手，那为什么他要发出大段大段的感慨呢？读完此文，傅月庵未作苍白的辩解，然而该文后的附记却成为了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
附记：二〇〇一年任职远流博识网主编，筹办“书本有情珍品图书义卖会”，各方好友相助，慷慨捐书，赴义不敢后人，特将此书捐出，临别书此，略表衷情。
这才叫好文章！这才叫峰回路转！我也连用两个感叹号，下面想不出来了，看来还是比不上傅月庵先生的功力。原来他筹办了一场义卖会，有那么多人慷慨的捐书，这让筹办者本人大感不好意思，于是以壮士断腕的悲壮，捐出了这部书。而这段附记使这篇貌似滥情的文章瞬间亮了起来。这让我想到了孟子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花大价钱得到的好书，竟然为了一场义卖会而将它传舍弃，难怪作者会有这么一场抒情。藏书不单纯是书的堆积，更多者是情感的寄托，而当有一件事能够比情感还重要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舍情取义，这才是本文的文眼。
《天启慈溪县志》线装本，（明）姚宗文撰，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
此书为慈溪方志办的童银舫先生所赠，他在来信中有如下客气之语：
今奉上天启《慈溪县志》影印本一部。首次整理古籍，毫无经验，亦不守规矩，恐贻笑大方。此志现存诸本，各有缺页或泐损，只得互补，成为“百衲本”，目的是为了便于史志爱好者使用，使内容完整，但仍缺一叶（卷二第十一叶），无法补齐。
古书的缺页几乎是普遍现象，通过本书的《弁言》可知，慈溪方志办为了能补齐此书，下了很大的功夫：
原刻本存在缺页和版本破损及印刷漶漫诸状况。如天津图书馆藏本缺凡例、卷一第十二叶、第十九叶，卷二第十一叶，卷九第廿四至廿七叶。印刷模糊者多叶，补抄者有卷二第十八叶、第二十叶，卷三第七叶，卷四第廿一叶，卷七第十九、二十叶，卷八第五叶，卷九第七叶，第八叶（且有缺字），卷十四第廿七叶、第廿八叶等。
由此可见，本书的底本多有缺页，为此方志办的工作人员根据国图本、浙图本及影印本进行增补和替换，虽然用到了这么多已知底本，仍然缺其中一页，这份认真态度足以令人感动。如果一定强调缺一页的问题，那也不过是大醇小疵，用不着太过计较。从这个角度而言，更加印证了童银舫先生的话乃是太过自谦。
翻看这部十六卷本之书，能够看到，其中一页为空白页，这页纸显然是有意补配于内，以便让得书者在发现新的版本时，能够将其抄补录入，这也是一种用心良苦。从印刷质量来看，该书用纸上佳，装订颇为谨严，且有了南方线装书少有的包角，这都是该书在制作时的用心之处。从版面来看，原底本有清晰有模糊，为了保持原书原貌，该本书在制版过程中，并非作描栏、描字等修润，这种作法貌似简单，然而却对稿版本之人至关重要，因为修润后之本难以窥得原书风貌。本书中因为用了浙图所藏冯氏耕余楼钞本来补配书页，该补配页的行格与原书不同，为了能将两者作出区分，补配页也未将此页作行格上的整齐划一，这更加体现了顾千里所提倡的不校之校。
本书序言首页和卷首分别钤盖有“任氏振采”和“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任氏天春园捐赠图书之章”，任振采就是任凤苞，乃是天津近代有名的藏书家，而其所藏的特色就是地方志。当年他号称北方藏志第一人，而他的这批方志捐给了天津市图书馆，从此使得天图在方志收藏方面有了较大的名气，成为了该馆重要专藏之一。
多年前，我曾到天津找到了天春园旧址，虽然仍然是烂楼一座，然而我站在楼前满脑子想像的都是这里堆放的地方志，可惜，他的方志一部也没到我的手里。而童银舫的所赠，让我在感慨之余又间接的得到了天春园旧藏，这样的因缘哪怕是牵强附会也会让自己发一顿感慨，而这也是我感谢童先生的地方。
《天一阁文丛》第15辑，天一阁博物馆编
此刊乃是该刊的实际编者周慧惠所寄，因为本期中收录了我所写的访吴云二百兰亭斋之文。《天一阁文丛》是我喜爱读的专业刊物之一，它不仅惠我以识，同时也让我了解到文献学界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我所认识的师友们有哪些新的研究举措。
《天一阁文丛》的第14辑上就刊有臧春华先生所撰《民国古旧书店群玉斋考证》，我与臧先生不相识，关注此文的原因，乃是其考证出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家旧书店的历史，这篇文章在上一期刊刻的是上，本期则是下半部分，该文引用了雷梦水所撰《琉璃厂书肆四记》中的一段话：
九经阁……曾于一九三七年与群玉斋伙购吴廷燮先生藏书一批，以五百元收进。其中善本如：明万历二年平湖陆氏刊本《宪章录》一部，计四十六卷，为明武进薛应旂辑，此书禁书总目已著录，传本罕见，售价一百五十元；明万历间刊本《两朝宪章录》一部，计三十五卷，明吴瑞登撰，售价两百余元。
我关注这段话的原因倒不是因为群玉斋，因为此话中提到了吴廷燮，而我也藏有吴廷燮的手稿，很想探知其中流传过程，可惜未能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本书中师友所写之文，几乎占了一半，王亮先生所撰《文献学人费寅事迹述略》中提到的费寅，乃是我不曾留意的一位文献家，此人曾在海宁硖石开过书店，看来下次再往硖石镇访古时，要想办法打听此书店的旧址所在。童银舫所撰《陈登原二题》则罗列出了陈登原著作版本详目，曹培根先生的《瞿氏家风与家国书史》则讲述到铁琴铜剑楼的祖上瞿式耜的英勇就义之事，而我在前几年曾前往虞山拜谒了瞿氏之墓。
沈津先生的《抄本的鉴定》一文给出了这样的断语：在各种版本的鉴定中，当以抄本及校本最有趣味，而亦以抄本及校本最难审别，该文中列举出许多难得一见的名家精抄之物。而励双杰先生谈的仍然是他钟爱的家谱，本书中他所收家谱乃是南明稀见谱――《南明永历二年刻本＜伍氏族谱＞考》，而本刊中恰有袁逸先生所撰《双杰摆谱，名不虚传――励双杰＜名人家谱摭谈＞读荐》，袁先生以他那点石成金之笔，以喜怒笑骂之口吻，画龙点睛的揭示出励双杰在家谱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李振聚先生乃是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杜泽逊的高徒，我在杜老师的府上参观他的珍藏时，方得知所写书签及所整书目均出自李振聚之手，而本刊所收其文，乃是《沈津＜翁方纲年谱＞拾补》，这样的补充让研究翁方纲的人又有了新的史料。
江庆柏先生所撰《＜四库全书荟要联句＞研究》，则是专谈作于乾隆四十五年的，乾隆皇帝及办理《四库全书》的诸位大臣，为庆贺《四库全书荟要》编纂完成，而作的一组诗。近年我有寻访《四库全书》遗迹之举，江先生的独特视角给我以新的提示。顾志兴先生的《南宋杭州书商陈起刊刻唐诗的历史功绩》，陈起乃是江湖诗派的著名诗人，他在刻书史上同样有声名，顾先生在文中胪列出陈起所刻唐诗的不同品种，可见此人在中国书籍刊刻史上作出过不小的贡献。
陈谊先生所撰《张宗祥先生影刻书二种述要》给我以新的认识，因为在此前，我并未留意过张宗祥也曾刊刻过《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而浙图藏有该书的红印本，准确的说，浙图所藏应当是自留校刊样，因为书中有张宗祥所写的一段跋语：
此为民国十一年在北京集资所刻之书。此书为初印样本，随予入蜀，运归时船渗水，书小半受湿，红色斑斓。然此书当时仅印百册，板即归沅叔先生，不复重印，而此又为样本，故不忍去。庚寅来杭，移赠图书馆中，为将来板本上留一掌故。庚寅七月，海宁张宗祥记。
我对东坡和陶诗一向留意，而这个版本却未曾得到，正是由于陈谊先生此文的提示，不知何时能够得到一本。本书的后面则是天一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撰研究文章，有屠建达的《天一阁藏晚明刻本时人文集五种介绍》，该文专门介绍晚明的五种文集，而以往的研究者则更加关注嘉靖以前的版本。袁慧的《天一阁藏五种清代子部稿本述略》则是专门论述天一阁所藏稿本，而此类之书世间难得一见，这样的揭示让研究版本者可得更多的信息。刘云的《天一阁藏浙东学人小学类稿本文献提要》则是从内容角度专谈浙东地区学者关于小学类稿本的论述，周慧惠所撰《天一阁藏八种姚燮稿本叙录》，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巧合的是，几个月前，周慧惠老师曾带我去寻访姚燮的大梅山馆，当时她并未提及正在撰写姚燮稿本的提要，可见其为人处世方面是何等之深沉。
除此之外，本刊中还有多篇文章让我了解到了新的信息，从整体上看，本刊所收稿件在丰富性上有超以往，料想本刊会在业界收获更多的拥趸。
《上海佛教》2018第一期
本刊为执行主编邵捷女史所赠，该刊的封二上刊有征稿启事，启事中称：“《上海佛教》杂志为上海佛教协会会刊，创刊近三十载”，竟然有这么长的历史，我以往却并未留意。能够得赠此刊，缘于我所写《开宝藏》藏版地一文刊载在本刊上，而邵捷特意给我开了一个专栏。
关于与邵捷老师的相识，我只记得是去年见到华东师大钟锦教授时，由其所引荐者，为了撰写此文，我问邵捷一些细节，她竟然给我发来2017年9月的师友赠书录，她说，该文中记载了相识的过程，以我文醒我事，这真是又有趣又惭愧。
翻看这本刊物，最令我感兴趣者，乃是唐忠毛所撰《近代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类型及其近代转型》，此文中提到了上海佛学书局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
“上海佛学书局”不仅把编辑、出版、流通融合起来，将各地出版机构分散的佛学书籍纳入自己遍布国内外的流通网络渠道，从而成为一个“天下佛书尽归于我”的庞大的近代佛学书局；而且，它还通过各种公益性基金、佛学刊物、佛教电台、图书馆、佛学文会等现代手段进行佛教传播与佛法弘扬。在组织形式上，“上海佛学书局”还借鉴了股份有限公司制的现代管理模式，在公司管理方式、营业方式、弘法宣传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开拓。因此，上海佛学书局的发展已经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佛教出版机构，而成为极富特色的近代居士佛教组织，并被时人赞誉主“全国弘法之唯一机关”。
近些年我关注于佛教《大藏经》的出版地探访，然而对于《大藏经》之外的佛书刊刻地却并未留意，这篇文章让我了解到了新的信息。除此之外，钱振新所撰《参访鸡足山》一文则让我了解到，此处乃是佛陀大弟子迦叶的道场。佛陀与迦叶之间拈花微笑的故事世人皆知，而我以往却不了解鸡足山有着这样的渊缘。
《上海佛教》中最后部分则是关于沪上佛教的各类活动，这些资料的汇编给后人研究上海佛教史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觅词记》布面精装本、毛边本
布衣书局胡同先生告诉我，他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定制了100套《觅词记》的布面精装本，同时他跟孔夫子旧书网共同定制的布面毛边本400套，两家各分了200套。这样的特制之本，精装本反是毛边本的几分之一，这种作法颇为有趣，即便制作数量如此之少，胡同还是将这两种特装本各寄一套给我，如此说来，能够向市场销售的《觅词记》布面精装本仅余99套。虽然说特装本从内容角度而言，与普通本并无区别，但作为收藏来说，倒是种有意思的玩法。书籍的功用当然主要是为了阅读，但制作出少量的把玩之品，显然也是一种情绪表达方式，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作法“有态度”。真希望我的《觅》系列每一种都能制作出“有态度”的特装本，以此让爱书人从中得到些许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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