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幼坚【九原春秋】吕布的并州人意识(一)-九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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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幼坚【九原春秋】吕布的并州人意识(一)-九原发布

吴幼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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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由此,为增强地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提升全民人文素养,【九原发布】在”九原春秋“ 板块特推出“秦汉时期的九原”专栏。栏目将以”秦汉文化论坛“为依托,从各位业内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摘选出精彩段落供大家学习与品读,以启淳淳九原民风、明煌煌乾坤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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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九原


吕布的并州人意识(一)
赵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 要:并州九原人吕布是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曾经是董卓军事集团的重要将领,其后又与同样来自并州的司徒王允联手除掉董卓,成为改变时局的大英雄。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地望观念或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吕布及其所代表的并州势力在汉末政治舞台上的表现略陈己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从古至今,乡里意识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乡里意识,是指“乡里民众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等心理因素。它作为一种被人们引为同调的深层心理力量,将分散的乡里大众联系在一起。”

当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们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之后,在适应新地区文化的过程中,往往会感受到压力甚至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重视故地成员,互相认可,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相对独立于新地区势力的群体。在秦汉时代,这种现象与惯习尤为明显,即如王子今先生研究“秦汉时人的乡土意识”时总结道: “怀有共同乡土情结的人们相互容易建立友爱关系”。生活空间的改变引发乡里意识的激活与强化,基于乡里关系而结成政治集团,因而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历史现象。这种情形,在汉末乱局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组合过程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而吕布的政治行迹则是此一历史现象的极好例证。

吕布是五原郡九原县人氏。东汉五原郡属并州。吕布在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有意识地借助并利用并州本土意识,来达成其政治目的。
吕布与王允的结合
吕布最初追随并州刺史丁原,以骁武供职北边,并受到丁原的器重。丁原为骑都尉,驻军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灵帝驾崩,吕布随同丁原所部并州军,应大将军何进之征召进入洛阳,共同对付宦官。何进事败身死,董卓统率凉州军进入京师,吕布背叛并杀死丁原,投靠了董卓,成为董卓所部凉州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吕布与司徒王允联手诛杀了董卓,一跃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导致吕、王二人联手的因素很多,比如对“国贼”董卓的仇恨、对更高政治利益的追求,等等,而促成其事的重要要素则是他们的乡里意识,即二人同为并州人氏。

王允字子师,太原郡祁县人。史书说他“世仕州郡为冠盖”。据说同郡大名士郭林宗对他非常赏识,用“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这样高规格的赞语来评价他,并“遂与定交”。《三国志?吕布传》载:
司徒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遂许之,手刃刺卓。……允以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
《后汉书?王允传》载:
(王允)乃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
刺杀董卓,成就了王允的事业,也大大提高了吕布的声望。对于吕布诛杀董卓一事,汉末时人及后世史家往往给予高度肯定。如梁满仓先生认为,吕布诛杀董卓,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避免了一场讨伐董卓的战争,“使历史的发展少了一个曲折”,因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并州偏居北土,远离中原,儒学不兴,少见治国才干,因而在两汉承平时期,起家于并州的政治势力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很少引起关注。而在东汉末年的这次政治变局中,操作这一事件的两个核心人物——吕布与王允都是并州人,他们一度“共秉朝政”,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从两汉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实属罕见,因而值得关注。

王、吕秉政的时间很短,如果我们以“崛起”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当时并州势力的存在状态,显然并不妥切;但是如果将历史视界适当下移,将这一事件放置在汉末魏晋历史当中,便可发现,伴随着中国王朝政治重心的北移,包括并州在内的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势力其实是不断走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并州政客王允与吕布的短暂得势,似乎是与当时的地缘人才分布走向相关联的,不宜视之为纯粹的偶然现象。

当然,从阶层属性上看,王允属于世家大族,与吕布并非一类人,因为吕布属草莽、剑客、武人之流。所谓“壮健”,即是“壮士”,这是对吕布的素质与功用的定性。而“厚接纳之”这样的描述,也显示出王允是基于吕布的利用价值而有意拉拢他。《后汉书?王允传》则说,王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更是直白地揭示了他们二人由于阶层悬隔而存在的心理隔阂。但是阶层属性的差别,并未完全防碍他们基于“并州乡亲”关系的合作。实际上,王允拉拢、提携的并州人氏并不止吕布。他在关中主持政务时,多次利用手中的职权,重用自己的乡人。

《后汉书·王允传》载:
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傕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宏遣使谓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党与乎。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山东必应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杀之。


左冯翊与右扶风是西京长安股肱之地,对于稳定关中局势至关重要。王允以同郡(太原郡)人宋翼、王宏为二地长官,在当时的政治布局中毫不掩饰其乡土情结,足见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来组建政治势力集团,在当时已是常态。无论如何,以王允、王宏、宋翼为代表的“庙堂之器”与以吕布、张杨、张辽等为代表的“干城之具”的结合,表明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并州政治势力集团。

文:赵凯
图:九原发布综合整理
编辑:张鹏飞
责任编辑:周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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