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幼坚【中国往事】赵柏田｜繁华将尽-江南杂志社
吴幼坚 导 读
1936年的开年是丁文江的死，岁末是黄郛的死，这两个并非真正的政治人物的死，除了在朋友们心中激起巨大悲伤，于当时政坛并无大的动荡，但在越来越弥漫的战争气氛中，精英折损，于国家总是不祥之兆。国家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入战争的泥淖，非理性气氛播弄民意，时而低迷，时而作不切实际的高亢。航运家虞洽卿在登上一生中繁华的顶峰后，毁家纾难，把苦心经营的一支船队沉没在抵御外侮的河道上……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在多声部间奏中趋向紧密。赵柏田在本刊的《中国往事》专栏已是第三年，其博大、开阔的史家格局和沉郁、扎实的叙事美学，正使一批读者成为其忠实拥趸。
繁 华 将 尽
赵柏田
一、学者之死
1936年1月5日，曾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引发肺部感染去世，这一天，离他四十九岁生日还有三个月。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这次西行考察，是为了探明粤汉铁路沿线煤炭存量，以为长久抗日计。这个工作狂人竟然在不到五十的壮龄意外去世，消息传开，举国学界为之震惊。
十年前，丁文江辞去淞沪商埠总办、离开孙传芳后，第一站去的是北京。北洋即将倒台，南方革命军发布的通缉名单上，丁文江和章太炎、陈陶遗、张君劢等人赫然在列。后来打听到通缉令并未真的施行，他也就放下了心来。倒不是因为安全不成问题了，而是可以不牵累家人了。他一直担心自己被通缉会连累老家几个兄弟的产业。“因为如成事实，他们一定要向我讨饭吃，我更不能生活。幸尔家兄最近来信说，似乎不致如此。”他与胡适私谊最好，信里什么都说。
信中还说到他来北京的两种感觉。一是当此革命时代，他觉得自己这样的人实在“不适用”，不会说谎话，嫉恶过严，虽然承蒙孙传芳信任，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个类似于上海市长的职位）任上有过一番试验，行政上自信颇有些能力，但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这抱负也只能暂时搁一搁。二是政治。政治是危险的事，他固然不怕危险，但他还有许多心愿未了，第一件事就是还没写出真正称心的科学报告。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摒除一切，专心做地质报告，“如果个人一时死了，以前的许多心血都是枉用，未免可惜”。
年纪轻轻，满口死啊死的，听着总让人觉得不吉利。
他计划先去威海卫避暑，曾身为废帝之师的庄士敦屡次来信催促，他也已经答应了的。他计划花两个月时间，把云南地质报告完成，再到日本去。但最后还是没有东渡。去日本路费太贵，不是他这样一个背后有着大家庭需支撑的人想去就可以去的。反倒是他素不喜欢的大连，这回近乎流放般地勾留了整整一年。
事情起因于他给孙传芳发了一份密电。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张宗昌颇有托庇于日本人之势，丁文江通过朋友罗文干的关系，用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密码给孙传芳发电报，要他考虑国家前途，赶紧与张家切割。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一个当初自己曾跟随过的军事强人，去依附日本人的势力。这份电报被奉系情报部门截获，几乎给罗文干惹来大祸，丁文江也只好逃出北京，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像他这样一个不积恒产的人，老家几个兄弟的学业都要管，有了余钱全要寄回去，在大连的日子之拮据自是可以想见。房子是每月五十元租的，除了吕宋烟还是要吸，再无其他嗜好，饶是如此，每月的开销还是要突破两百元。后来妻子病了，连房租都付不起，搬出来与未过门的弟媳妇住在一起，又惹人闲话。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称奇的事，一个叫杨金（又叫杨聚诚）的面粉厂主，河南人，给他寄去了五千元，并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今我已富，闻公弃官后多债负，我不报公，无以为人。一定要他把这钱收下。
话说这杨某，原是贫寒人家出身，幼年时父母双亡，要过饭，被一个美国传教士收养，带出洋去，授以开矿术。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时，此人正落魄，上门找来求助，丁文江虽然不喜此人相貌凶恶，说话粗鲁，穿着一身灯草绒的外国工匠上装，活脱一个强盗模样，但看他真有一些开矿本领，就介绍他到中国矿业公司下属的一家矿场打钻。赚到第一桶金后，杨某就不再打钻，转而经营面粉业，骤得暴富。
这个杨老板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姓，那封文绉绉的信，是托人代笔的。其实丁文江刚到北京的时候，杨老板就想送钱，只是怕伤了丁先生的面子。这次送五千元钱之前，已预先写过一封信（当然也是请人代写的），从北京中央饭店寄来。信里说：现在我大有钱了，面粉事业很发达，想不是你，不能有今天，又晓得你很穷苦，一到北京，就想寄五千元给你，但是晓得你的脾气，恐怕你不受，而且误会。我只是完全出于感激你的诚意，况且我现在不在乎这几个钱，所以先写信，求你同意，望你务必许我把钱寄来。
这笔钱名义上是杨老板一个人馈赠，丁文江早年的学生和同事大概也有出资。朋友们开玩笑说这是古代报恩故事的现代版。丁文江说，我固然很感激他寄钱，但我自问对于他，并无恩可言，几年前地质调查所捐建筑费，那时他已经捐过一千元，已经算是报答过我了。
尽管意外之财令人不安，但有了这笔雪中送炭的钱，总算支撑着他在大连这座海边城市完成了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和研究。归国十余年，不管身在何处，他的行囊里总少不了那本从上海图书集成公司买的铅印本《徐霞客游记》，书边都已经翻得起了毛，与人所谈最多的，也是十七世纪的两个科学达人，徐霞客和宋应星，以致朋友们都开玩笑说他是徐霞客转世。
但这一切，在他不过是了却心愿，他更大的心愿还是在政治。1928年旧历除夕，他工作了一天，画了十几张地质剖面图，到傍晚才收工，太太不开心，早早就睡了，他一个人听着无聊的爆竹声，于寂寞中向远在美国的胡适发出一信。“先把我的科学心愿了去了，然后依然向政治上努力。决不悲观，决不怕难，——也决不怕死”。一个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人，兜兜转转一大圈，还要求靠政治，说来还是上海那短暂的八个月的从政种下的根。政治这东西，沾过了都会上瘾。
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丁文江应老友蒋梦麟之聘在北京大学做地质学教授，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好老师，他精心准备的、用掌故小说和戏曲歌谣串起来的地质学课程总是很受学生欢迎。一个学生回忆说，丁老师讲课时总是一手一支雪茄，一手一支粉笔，讲到得意处，就放下粉笔，用力吹两下雪茄，然后捋捋他那两撇标志性的小胡子。那情形，真个是“疑问与笑声并起，烟灰与粉笔末齐飞”。
1933年6月底，丁文江去美国参加国际地质学会议，归国途中应苏联科学院和地质矿产测勘所之邀顺访了莫斯科，作地质考察旅行四十余天，11月回到北平，至此，他身上出现了两个问题。
丁文江像
第一个问题是身体上的。苏俄那几个月的旅行很辛苦，回国后感觉不适，手脚末端时有麻木感，去协和医院检查的结果，说是血管有开始硬化的迹象。第二个问题出在精神上，傅斯年观察到，回国后有一阵子，丁文江很是有些精神反常，对人对事都非常厌倦，有时甚至流露出辞职的意思，说是想要离开北大，弄个三百元一月的津贴，闭门去写四五年的书。但除了把吸了多年的烟戒了，他的生活方式丝毫未作改变，私下里他这样对傅斯年说，既然对身体无计可施，那就只好听其自然。
他回国后发表在《大公报》等媒体的旅行笔记（后以《苏俄旅行记》为题在他和朋友们合办的《独立评论》杂志连载），或许可以看出他的心绪之变化。其中有一篇《再论民治与独裁》，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胡适说，丁文江离开苏俄时在火车上自问自答的这段话，可以看作他旅行归来的一个结论。“在这两个答问里，他还是愿意承认英美的工人比苏俄的知识阶级自由得多，同时他也毫不迟疑地愿意做苏俄的地质技师，而不愿做巴黎的白俄。”
当丁文江在苏联境内旅行的1933年秋天，全苏联有三千个地质学者、两千个做田野工作的地质探矿技师，牺牲了物质享受和个人自由，吹着西伯利亚的冷风，正在以“最富于宗教性的牺牲”， 进行伟大的改造和建设事业，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打造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这种规模和气象，是最让丁文江感到兴奋的，出发前他就跟朋友们说，他“要去看看苏俄革命后十五年的成绩，要去看看苏俄如何利用那许多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在统一的国家、独裁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么样子的成绩”。
十多篇《苏俄旅行记》，尽皆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赞美之词。丁文江的赞美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他虽不是共产主义者，却热忱地希望苏俄能够成功。在他看来，如果这场“空前大试验”能够成功，能使国民生活程度逐渐提高，生产和消费相均衡，那么用不着剧烈的阶级斗争，西欧和北美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他预言这场试验必得成功，“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他天真地以为，人类开不起这样的玩笑。
所以，尽管以苏俄的现状，他也承认“看不出一点平等的光明”，但他的心念中还是有一个“信仰”在，这个信仰就是，他相信“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是值得的。他回国后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的调子，都是在鼓吹国家应求统一、经济建设应受政府统制、政府须有坚强的政治基础，甚至呼吁要有一种“新式的独裁”。
一边说“自由是人类最近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却”，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若失去自由，“科学如同中了煤毒的人，纵然不死，一定要晕倒的”，一边又宣称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集权，“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兴趣”，难怪胡适洞若观火，说他思想上“有几点不自觉的矛盾”。
谁是丁文江期望中的这个“新式”的统治者？他并不看好同龄人蒋介石（他们都是1887年生人），认为蒋这样的军事领导人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旧式专制”的象征性人物。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现代性，他也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没有容忍反对派的气度，对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一窍不通。更要命的是，这个政权的内部贿赂公行，贪腐成风。对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共产党人，丁文江承认他们是革命的，甚至是狂热的，但他们基本上没受过正规教育，这一点也让他这个英国哥拉斯哥大学的双学士敬而远之。最让他格格不入的是，他们的革命思想是要把暴力作为走向正义和秩序的前奏。在这外族大举入侵的危急关头，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把意识形态之争放在国家整体利益的前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有多天真。
1930年代初，政府有两个口号喊得最响，一曰“建设”，一曰“统制经济”。丁文江认为，要实行统制经济，须得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二是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三是行政制度彻底现代化。而建设也必须是科学化的建设，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要有统一的职权，要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而进行这一切，一个弱势政府是无能为力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他的结论是，他梦想的“新式的独裁”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要在短期内变为可能，就是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
当然，他也不会赞同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虽然他的“信仰”里有着或多或少的共产主义的成份。他的为文风格，习惯自我设问，自我作答，文风恣肆汪洋，也可见内心搏斗之一斑：“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惟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伦理’能包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者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
那一时期的丁文江继续停留在政治边缘。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偶尔去西南边陲作短期地质考旅行，他也充任政府经济顾问，并与交通部的高级官员走得很近。日本人入侵东北引发的危机，促使他和北平学术圈的几个朋友发起成立了一本叫《独立评论》的时政杂志。据说，开启这个“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的，是清华园里的一次饭局。那次著名的晚餐会，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等人。
尽管一本杂志不可能起到什么具体效果，但他们认为值此国家危难关头，更需要知识分子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本着“哀矜敬慎”负责任的态度，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他们各自的思考结果，“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这也正是刊名“独立”由来。用胡适的话来说，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临头了，平时梦想着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都破灭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书生报国，也只有一张嘴、一支笔了。
从闲居大连那一年起，丁文江就已在关注日本国情，他注意到了日本国内愈来愈急迫的扩张野心的抬头，也注意到了国人对日本人骨子里的鄙薄，当时他就忧心忡忡地说，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他接受北大新教职没几天，日本人就在沈阳策动了“九一八”事变，随后陷热河、攻长城，步步迫近华北，一时间主战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学生们纷纷跑到南京去向中央政府请愿，连铁路都为之阻塞。更有一些反对派，以最不爱国的心理高喊爱国口号，活动费源源不断送到北平，大多用到发动学生与政府死扛上去。
丁文江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超然于激越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上的另一种声音。当日军越过长城，战争恐慌达于顶点之际，他对大学生们说，尽管中日必得一战，但他并不主张学生们都去抵制日货或参加义勇军，中国目前最缺少的是赢得现代战争的工业能力和经济能力，青年人更应该承担起的是把自己训练成技术熟练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优秀分子的严肃任务，“目前的问题，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钱，缺少枪，缺少子弹，缺少服装，尤其是缺少能指挥和组织的人才”。
他告诉青年：“抗日救国不是几天的事，并且不是几年的事，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在目前的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有建设新中国的能力。我们惟一的希望是在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今天的青年……应该要十二分的努力，彻底地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抵抗日本，收复失地，一定要到中国能有战胜日本力量的那一天，才会成为事实。”
丁文江甚至设想，以暂时丢失大片国土的代价，换取建设中国国防所需的时间。他把当下中国的危险处境与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情境作了一个比较：1917年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后，为拯救布尔什维克新政权，派加拉罕与德国会谈，苏联人把乌克兰丢给了德国，甚至还准备撤退到乌拉尔，古土奈茨克，甚至远至堪察加半岛。丁文江说，中国目前的情形与当时的苏联好不了多少，“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山——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
主战派的声音越来越响。中国的事情，反对派又惯于拿爱国做文章，以和、退为手段，政府谋事日拙，《独立评论》同人谈起时事，翁文灏积极，胡适忧伤，丁文江更多的是激愤。这样的情势下，连胡适都认为丁文江的想法不免有些“乌托邦”，但书生谋国，除了这些“乌托邦”的意见又能怎样呢？
对于军事的持续关注，再加上对地理的熟稔，丁文江曾不无冲动地替张学良谋划防守热河的军事计划。他说，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主力部队，包括北宁路的车辆等战备物资，逐次移到居庸关以北，热河东南两部全是山地，日本人的坦克重炮无从施展，喜峰、古北和南口三处都是天险，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平津不足惜，而以张家口为司令部，则可以依仗山西的接济作持久抵抗。
五个月后，日军进攻山海关，他又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是：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不相攻击。”
3月初，热河失陷，丁文江和胡适、翁文灏三人会商，拟了一个电报，由翁文灏用密码发给蒋介石，告以热河危急，已非张学良所能支持，敦促蒋即日飞来挽救。丁文江还写了一封致张学良公开信，促其辞职，把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信由胡适转交到了张学良手上。
张学良的态度，胡适在丁文江的传里已有提及：“三月十日夜，张学良约在君、蒋孟邻校长、梅月涵校长和我去谈话，他说已见到了蒋委员长，蒋先生要他辞职，他已辞职了，特邀我们去告别。”
随后就是黄郛于危急中领命北上，探知日军以战迫和的底牌后，与何应钦一起主持华北局部停火谈判。停火协定一签订，行政院驻北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开张，丁文江这个政整会委员只是挂了几天名，6月底，他就转道上海前往美国出席世界地质大会去了。
傅斯年观察到他从苏联归来后“精神上的反常”，实是由国事的刺激和苏联人成功的启迪，他想离开学校教职，去作政治上的努力了。即便科学的心愿未了，他也等不及了。虽然，他与权力从未订有任何盟约，也未曾踏入国家权力中心一步。
其实，最高领袖对他一直有所注意。前年（1931年）10月，他曾和胡适一起到南京拜谒蒋介石，“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伸展其所长，效力党国。”是年10月14日的《申报》曾如是报道他和胡适到南京的消息。去年11月，成立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设计委员会（即国防资源委员会前身），他和李四光、吴鼎昌、张季鸾、王世杰等一帮名流皆躬逢其会。日后，他的同行兼朋友翁文灏出任资源委员会主席，他也一直在协助这个机构计划一些工业项目，这些项目都是预备着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就到内地去开工的。
1934年6月，丁文江辞去北大教职，旋即由蔡元培推荐，继杨杏佛的遗缺，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这一机构的职责，是协助政府执行和协调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丁文江作为行政首脑，他有一个很大的设想，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战时研究机构，动员全国学界精英参与到专家政治的目标上来。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的合影，前排左二为丁文江
尽管丁文江一直没有接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他对蒋介石也持保留看法，但他的精英政治和新威权主义理念，包括他对和战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可说是当时全国学者中与蒋最为合拍的几个人之一。如果不出意外，蒋介石很可能会像重用黄郛、翁文灏和钱昌照一样，在政府中任命他一个重要的职位。有消息说，在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前，蒋曾有意让丁文江担任。但过早降临的死亡让所有的可能都戛然而止了。
关于丁文江的死，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已专章述之甚详，简言之，他是应时任铁道部长顾孟余邀请，前往湖南省南部勘探拟议中的粤汉铁路沿线矿藏，同时考察学术机构南迁后长沙附近所能提供的设施，而有这次湖南之行。他从南京抵达长沙的时间，当在1935年12月2日夜间。
工作了一个星期后，12月9日早晨，在衡阳附近一个小客栈里，他被发现处于昏迷不醒状态，呼吸仍有，而脉已微。房间窗户紧闭，室内有浓浓的煤气味，枕下还有他为了加快入眠开启服用过的一只安眠药瓶。确定昏迷原因是壁炉煤气中毒。
就在出此意外前几日，丁文江一直在紧张工作中。先是徒步登上一千一百余米的衡山，在吹人欲倒的山风中勘探山岩，测量气压，还登上了南岳最高峰祝融峰。继而他又坐粤汉铁路局派来的汽车前往谭家山煤矿，下到洞底考察。此洞“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洞内温度甚高，丁文江等著单衣而入，待出洞时，亦已汗流浃背。同行的人劝他先洗个澡，他怕耽搁时间，把湿衣服烘干就穿着上路了。寒热交迫，他感冒了，下一站到了衡阳，晚上就睡时生了炉火，为了睡踏实，还特意关紧了窗。没料想那天晚上风雨大作，壁炉烟囱里的煤气出不去，全都倒灌回了屋子。
煤气中毒在北方本为常事，奈何南方的医生没有处治经验，竟拿他当溺水的人来救治，做了六小时人工呼吸，敲掉了他两颗门牙（做人工呼吸时防病人牙关紧闭的法子），人是醒转来了，却折断了他一根肋骨，又没及时发现，以致发展成严重的胸腔感染。他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星期，先在衡阳，再转长沙，病势渐复，已能谈笑饮食，朋友们都以为他能马上好起来了。待到再度陷入昏迷，发现病灶在折断的肋骨生脓发炎，再要施救，已是不治，一代学者终误于庸医之手。
12月22日，傅斯年受中央研究院同事之托，从北平飞往长沙，在湘雅医院见到了正在疗治中的丁文江，当时正是他病情趋恶之际。那天丁文江看到旧友南来，颇为激动，说了许多话，“谈到北方大局，谈到适之”。因拔了牙，口腔破裂，说话艰难，前后不甚一贯，颇让人有语无伦次之感，“有时说话，确似半睡中呓语”。但医生说，煤气中毒，可能会有精神错乱的一些症状。此后，病人时睡时醒，神明渐失，延至新年元月6日，即便有医术高明的协和医院医生赶来，也回天乏力了。
傅斯年给研究院同人的信，逐日记述在长沙医院陪侍的十日，可说是一篇丁文江的病相报告书。体温，脉搏，呼吸，穿刺，抽脓，不厌其烦的叙述里，见出了一代学人危难之际的友情，也让人愤恨庸医们在应对紧急病情时的手足无措。但据死后遗体解剖发现，在这次意外前丁文江就已患过几次脑溢血，他的全部病历表明，死亡，早就潜伏在他的体内。一年半前，朋友刘半农在去绥远调查方言的途中感染回归热（俗称蒙古伤寒，一种由蚤虱传染的疾病）去世，他当时写信给胡适，责备刘氏不够小心，不带杀虫药粉和帆布床，以致“把性命送掉”，说自己“很知道内地旅行的危险，不敢冒无谓的险”，谁也不会想到，自称旅行经验丰富的他最后也把命给送掉了。
似乎他早就知道，自己这一生不会活得太长久。好几次与朋友聊天，谈到生死，他总宿命地说自己的一生很可能活不过五十岁，因为他家族里的男人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的。在他去世后，朋友们似乎也好像才明白过来，他何以会在去年初，刚刚完成七十万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后，就郑重其事地签下了遗嘱，对妻子史久元将来的生活、对自己的书籍，都一一作了安排。他一直是个理性的人，他的身体和思想，是一台“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傅斯年语），他那么迫切地要从科学转作政治上的努力，也是早就抱着向死之心。在那份朋友们一同见证的遗嘱里，他甚至精确地规定了自己的葬地，死于何地，即葬于何地，所占坟地不得超过半亩，所殓之棺的价值不得超过百元，等等。在场签字的朋友都觉得太琐屑了。
朋友们把他安葬在了长沙岳麓山北坡左家垅。
他一生的事业，纠缠在科学与玄学、学术与政治的冲突中，他一生的意义，也是在于为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样板。
地质研究所学生在唐山滦县野外实习时的合影
二、消失的船队
1936年的开年是丁文江的死，岁末是黄郛的死，这两个并非真正的政治人物的死，除了在朋友们心中激起巨大悲伤，于当时政坛并无大的动荡，但在越来越弥漫的战争气氛中，精英折损，于国家总是不祥之兆。国家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入战争的泥淖，非理性气氛播弄民意，时而低迷，时而作不切实际的高亢，一片哀鸿声里，也有人迎来一生里繁华的顶峰。
九年前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时，曾为之立下汗马功劳的实业家虞洽卿，这一年正迎来虚龄七十大寿。7月5日，上海总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为老会长庆生，在商会大厅发起了七秩寿辰纪念大会，这一年也是虞洽卿从浙东宁波乡下赤手空拳闯荡上海滩的第五十五个年头，故而，胪列、介绍、颂扬其旅沪五十五年的伟绩，也是纪念会的应有之义。
是日，天朗气清，商会大厅门口树起了高大牌楼，来宾皆从劳合路大门进出，巡捕房派出大批西探维持秩序。大门甬道，挂满各方联幛，红光相映，直达礼堂四周。金银礼品、大小金银盾、珊瑚翡翠、高逾人身的红烛，则分存礼堂两旁，富丽无比。礼堂正中央是国府主席林森亲笔题写的“弗禄眉寿”四字，最为吸引眼球的，当数摆在当中的同乡会职员所送一座高达六尺许的多层蛋糕。前执政段祺瑞手撰一联“申江月满围朱履，鄮郭花稠照玉卮”，巧妙地嵌入了主人的籍贯和发达地，也引得宾客啧啧称奇。
下午四时，各界名流及同乡会代表约八百人进入寿宴礼堂，其声名显赫者，有陈立夫、宋子文、杨虎等政府要员，宋汉章、张嘉璈、袁履登、秦润卿、俞鸿均、王一亭、严独鹤、叶恭绰、梅兰芳、周象贤、胡蝶等工商界、演艺界著名人士，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工部局总董埃诺·德杰斯塔布、日人船津辰一郎及各国领事等也应邀到场。孙科、吴铁城不能亲临现场，也各派代表吴经熊、李大超等代为贺寿。
司仪邬崖琴摇铃宣布庆典开始，先由主席方椒伯致词，全体来宾向寿翁行致敬礼，礼毕，虞洽卿上台演说，报告他旅沪五十五年的经过。
上了年纪的来宾，这半个多世纪来大多是在这座东方魔都一起打拼过来的，时而作敌，时而为友，没个定数，皆视利害而变。他们一起见证并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惊人变化，现在他们苦尽甘来，都成了这座大城市有头有脸的人物。虞洽卿的回忆，唤起的是他们各自辉煌历史的记忆，宾客中上了年纪的几个不住微微晗首，如醉如痴。
“洽卿十五岁到上海。彼时上海虹口尚无房子，只有仁智里、清云里。而渡苏州河亦只有三条船，今有十二座桥。彼时外国人在外白渡组织小公司，每人收过桥资两文。彼时地价非常便宜，沿浦地每亩仅五千元，其他三百元。天后宫在小东门，后迁北河南路，由潮帮集资，洽卿曾预其事。租界本称居留地，地方不大，经推广两次后，始达今日情形。虹口本为美租界，与所抱主义不合，故未经营，后德国人来，拟改国名，因此改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旗，本为十三国国徽所组集……工部局章程系根据洋泾滨章程，由沪道与各国领事所订定。三十五年前待遇华人，极不公平，公园跑马厅，均不许入内。最可笑者，当时无汽车，只有马车，如华人之车，走过洋人之车，须罚银二十五两。大马路行人道，各华人偶碰洋人，即遭棒击……”
尔后，虞洽卿一一细说了这座城市半个世纪来的重大事件，和自己在其中折冲樽俎做调人的桩桩往事：四明公所案、大闹公堂案、工部局增加华人董事席位、办万国商团、办四明银行、办航运实业、国民革命军进城、一二八淞沪抗战。他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总结自己的做人主张，恰与世人所说的先已后人相反，而是“以为众人皆好，本人断无不好之理”，所以于社会事业，一向是“先乡后国”。对此主张，来宾和同乡会照例给以热烈掌声。
虞洽卿又说，自己刚到上海时，身上只带着五元钱，当时他的父亲只有每月十元钱的薪水，因此对于勤俭二字，这一辈子可说是始终如一，哪像现在一般大学生归来，陶成（越方言，意谓成就）一个，须达两万余元。“洽卿为人，以守信为主要目的，今年洽卿已七十初度，所抱定宗旨，仍以先为公共利益，若公共皆有利益，则个人利益，当然连紧，万不能为私人首想，若只顾私已必致失败”。他奉告各位来宾，最好是办实业，即为子孙计，留现款与子孙，若遇不肖子孙，立时可完，实业究竟稍难，且实业究属为多人谋生计。
最后，他以一句“必使全国要大家有饭吃，国家方可安定”结束演说，并对来宾于炎暑天气惠临他的寿诞，再次表示了感谢，并约定十年后再共聚一堂。
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元老钮永建随后致词，对虞洽卿支持革命大加赞扬。他说：听了刚才洽老的报告，对于他五十五年在上海之奋斗，创造实业，深感钦佩，中国的海岸线自南向北，跨有七省之多，对于航海事业，本应提倡，洽老以人民之资格，发展航运，做出了如斯成绩，实属难能可贵。他还回忆了辛亥革命中，和虞一起前往驻南京新军第九镇发动，虞出资十万元，以充军需，助军一鼓作气克复天宝城、奠定民国的往事，称虞有“创造中华民国之大功”。
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纱厂经理出身，前清时中过秀才，又好舞枪弄棒，早年受秋瑾案牵连逃到上海，跟了虞洽卿十余年，一起在政商两界同进共退，他虽然要小寿翁整二十岁，却一直与之兄弟相称，他的话说得要俏皮得多。他说，洽老今年七十岁，精神如十七岁，其生平一切，均包含在两大观念中，一为事业观，一为人生观。洽老的事业观，耐劳耐苦，全由困苦艰难中得来，所谓自汗血而成功者；其人生观，“日间专做事业，夜间专寻娱乐，胸怀能达观，所以事业能发达，且终身为国家服务而不做官。而又只示事业发达，不管铜钱多少，今者其轮船日见增多，有如本人子女繁殖。总之，洽老对于上海是时势造英雄，亦是英雄造时势。”一席话说罢，全堂哗然大笑。
他还说，洽老一生的成就，也给了自己做人志向上的启迪，那就是三十岁以前做其富，四十岁以前做其平，五十岁以前做其穷。最后又卖弄文才，即席赋诗曰，“崇拜养活多数人，渺视积得多数金。”
典礼完毕，男女宾客各引入二楼、三楼宴会厅就坐，分享寿面寿糕。面为特制的冷面，装在纸盒内，酱油辣油一应俱全。四楼为航运俱乐部代办大菜，底层为中菜间。除有香水分赠女客，糖果散给小孩，更有饮食部派人捧着香烟盒，内装华成公司特制之香烟，穿梭其间，招待周到无微不至。
次日下午二时起，是游艺表演。有工友代表队表演国术，更有周信芳、小杨月楼等名角领衔、一众票友串演京剧。堂会的剧目早两日就已见报，计有《七子八婿》《富春楼会》《贵妃醉酒》《春香闹学》《鼎盛春秋》等十余出，都是吉祥讨喜的名段。是夜，电台的一一八零波段也开始播出虞寿特别节目，由著名滑稽戏演员白笑笑、范哈哈、陆奇奇等分段表演会串。钱业公会还通知各钱庄，于店门口一律悬挂彩旗，为虞寿增添欢乐气氛。
上海市长吴铁城还当着各界名流的面宣布，在吴淞临海地区创建洽卿医院，以此表彰虞氏旅沪半个多世纪的功迹。
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以市民联合会的名义，向工部局提议，把虞公馆所在的海宁路（后确定为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西藏路）改为虞洽卿路。公共租界的马路，向来以地名命名，若用人名，也大多是洋人名字，如霞飞路、极司菲尔路、白脱路等，以一个当世闻人的名字来命名，尚属首次，且需向六国领事馆备案。虞洽卿经年积累的人脉此际起了作用，经杰斯塔布总董竭力运作，寿宴数日后，租界工部局正式函复，准予改名，并于该年10月1日举行了声势更为盛大的庆祝命名大巡游。作为一个在上海打拼了半生的实业家，党国“耆宿”，商界“元老”，虞洽卿一生的繁华至此已到极顶。
被同乡们尊称为“阿德哥”“洽老”的虞洽卿在上海滩上有如此尊崇之地位，不只是因为他传奇般的创业经历和调人生涯，也不只是因为他长年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工部局华人参事、纳税华人会会长等要职，更在于他所办有的航运实业实力雄厚。至这年庆寿活动之际，他的三北轮船公司计有大小轮船六十五艘，共九万余吨位，占到了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百分之十三以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北轮船公司与重庆民生公司、北方政记轮船公司可并称为“中国三大民营航业”。他于1925年组建的航业公会，经十年经营，也已扩充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以此为基础成立的上海航政局，隶属交通部管辖，实则也是由他主事。
虞洽卿晚年像
这个航运家族的船后来都去哪儿了？在随之爆发的全面抗战中，为了阻止日本军舰溯江入侵，这些船，大半已沉没在了长江、黄浦江、甬江口的水域。
中日海军实力相差悬殊，有人于战前作过统计：中国海军总吨位六点八万吨，日本海军一百十五万吨，中国海军二万五千人，日本海军十二万七千人。为了阻敌沿水道大举入侵，中国只有采用最蠢笨、也是最悲壮的做法，破釜沉舟，以船体残骸筑起防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前，最高国防会议曾有过一个绝密计划，趁着日军主力尚未南下，先发制人封锁长江口，把游弋在长江中游的日军第三舰队十余艘舰船予以全歼。在长江下游最窄的一处，江阴鹅鼻嘴一带，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二十四艘，构筑起一道堵江封锁线，把袋口扎紧。这是长江水道上第一次沉船，沉没的除了服役已久丧失战斗力的海军军舰海圻号、海藻号、海容号、海筹号等，其余二十艘船只，均从轮船公司征集，计有轮船招商局七艘，一点三七万吨，大达轮船公司三艘，一万吨，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沉船十艘，计二万吨，合计总沉船吨位四点三七万吨。
这个关门打狗的军事计划却因泄密功亏一篑。一个叫黄浚的行政院机要秘书，把这个重要情报卖给了日本人。日本谍报机关获悉后，火速行动，终得以在封江之前把第三舰队顺利开出了江阴。表字秋岳的黄浚来自福州，幼时就获同乡前辈严复、林纾赏识，有神童之誉，入读早稻田大学时结识梁启超，归国后进入北京政府财政部，履历不可谓不清白。在行政院同僚们的眼里，黄浚长相清癯，一派文人范，喜欢与梅兰芳这样的京昆名家结交，还写有《花随人圣庵摭忆》这样的文风淡雅的掌故文集，这样的人会是日本人的间谍？事发后黄浚被政府以汉奸罪公开处决，时人皆叹惋不已。陈寅恪有诗“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说的就是1937年这桩间谍案中的主角黄秋岳。
江阴沉船之后几日，“八一三”事变前一个晚上，虞洽卿接到杜月笙一个电话，告以日军很可能于近日发动全面进攻，陆路已有军队布防，惟从水路溯黄浦江进犯上海腹地不可不防。两人当即商妥，在董家渡一带沉船设一道封锁线，以防日军军舰溯江而上。董家渡一带江面宽约四百米，须沉船七、八艘方可起到阻敌之作用。杜月笙说，他从张季直老（指民初实业家张謇）那里接盘的大达公司，尚有四艘新老船只，索性统统沉入江底，以示与敌偕亡之决心。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也派出四艘，连夜开往董家渡沉没。因这次沉船不是军方组织，纯系上海商界自力而为，官方档案皆不载，只有两家公司的一些内部员工才知道此事。
第三次大规模的沉船发生在1938年4月，地点在江西彭泽县境内的马当。时上海、南京已相继失陷，为确保九江和武汉安全，国民政府决定在水道险要的马当山一线设置第二道堵塞防线。此次共沉船二十一艘，三万余吨，计有轮船十三艘，趸船六艘，码头船二艘，大多系停泊于长江中上游的中小型船舶。经这三次沉船，大达公司的全部船只都已沉入江底，轮船招商局损失船只百分之四十，三北公司的损失也在一半以上。
以后又有宜昌沉船、龙渣口沉船和甬江镇海口沉船，累计奉命自行凿沉的船只近十二万吨，以致战后有评论称：“全国航商无不深明大义，不顾损失，慷慨应征，此是倭寇舰队不能西上之主因”。身为航运业界领袖的虞洽卿每次都驱船沉没，开战一年，三北公司的九万余吨船只，共计三十余艘、四万余吨沉江，二万余吨被日军炸毁，剩下三万余吨，除了上海中意公司的一万余吨跑南洋线，其余均在长江上游的宜昌至重庆一线，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一起，紧急抢运抗战物资。
虞洽卿经营航运业，架子搭得颇大，底子却薄，早在二十年代末，银行家陈光甫就批评三北公司资本太弱，购船置产，随到随押，沉重的借款利息使得企业举步维艰。而宁波人做生意又特富“冒险性质”，虞于航运本为外行，又终日为外事奔走，“东处开会，西处演说”，甚少把精力用于航运业务，三北公司内部早就埋有巨大的隐忧。
1927年，三北公司因财务困难，曾向多家银行告贷，陈光甫说，为维持中国航业计，上海银行也加入了浦东栈房借款，但一年过后，到期未还，本利均不付，且合同亦未按照手续转期。1928年10月23日，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三北公司今日倒闭，本行与四库、永丰钱庄究竟是押款人，抑是普通债权人，诚乃法律上有研究之问题”。但这篇日记中他没有再谈法律问题——固然他也不愿意看到三北公司倒闭，而是记下了他对这家公司和虞洽卿本人的观感：“虞洽卿办理三北公司终日借钱度日，决不思整顿公司内容，以借款维持为不二法门，试问该公司如何有复兴之日？或云连年内战以致如此，然亦应从实宣布，用宣布工夫联络同业，请示政府维持。计不出此，而终日为外事奔走，东处开会，西处演说，此人何尝系中国航业家？”
作为一个留美多年的银行家，陈光甫的金融理念是纯粹英美式的，他只知创办银行以作投资人，却怎么也看不懂虞洽卿这样的中国式企业的运转盈利模式。写下此篇日记后不久，陈光甫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其间，虞洽卿曾专门约请银钱业朋友商量三北公司维持一事，陈光甫也参加了。是年11月17日，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昨日虞洽卿邀公权、馥荪、润卿（即秦润卿，是为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孟嘉在银行公会商量维持三北公司之事。三北公司等共有财产五百万，欠四百万，中国人组织公司之时即无资本，尤其系宁波人，富有冒险性质，逐年购船置产，随到随押。每一船押若干水脚，指定交与受押人，利息巨大。每年又遭兵事，所亏之钱，产上加押，私人信用之款由数千至数万不等。”
对于三北公司号称的五百万资产，他也是抱怀疑态度的，特地作括注云：“是否？须调查。以一外行办航业，购船置产，未有不吃亏者。不过地产均在要点，地价年有增加，长江码头三北尚不错。其船只腐败不堪，决不值钱也。”
时间行进到了1930年代，虞洽卿那几年最大的债主，是他参与创办的四明银行，累计欠款已变达三百万元，几乎快要拖垮了这家银行。宋子文任财长后推进经济和金融统制，曾试图以中央银行债权人的身份，来处置虞的三北公司财产，但碍于虞洽卿的地位、人脉，再兼虞本人又与蒋介石私交不浅，故迟迟没有处置，没想到“八一三”战事一起，本就沉疴难起的三北公司更是迭遭厄运，整支船队都要遭没顶之灾了。
1938年初春，被债务催逼得喘不过气来的虞洽卿跑了一趟香港。他向汇丰大班史蒂芬摊了底牌，三北公司所欠四万八千英镑，已根本无力偿还，目下之计，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宣布公司破产，根据破产法按比例分摊债权人，另一个办法有点上海人说的“掼砂锅”，那就是再续借十年。
趁着史蒂芬口气略有松动，虞洽卿又提出，此番中日战事，不可能很快结束，日人封禁近海，海外运输市场将大有可为，续借十年为期太久，若汇丰愿意再借给三北公司五万英镑，用以买进海轮，扩充营业，他保证在三年之内连同前欠本利一次还清。汇丰银行把他死马当活马医，同意了增贷。虞洽卿用这笔钱，购买了挪威华伦洋行的三艘海轮，共约两万吨，他看中这家洋行，是因为挪威是中立国，这三艘海轮挂挪威或巴拿马国旗，航行香港、南洋之间不会被查。
办妥海轮过户手续，虞洽卿从香港回到上海，遇到老友许世英。曾任驻日公使的许此时正奉当局之命，以战时中国救济总会主任的身份在上海筹措一个难民救济机构。王晓籁、杜月笙等人已于11月间离沪赴港，救难如救火，虞洽卿当仁不让，担任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他的同乡朋友兼搭档、曾任宁绍轮公司总经理十余年的袁履登出任秘书长。战时的租界，每天涌入大量难民，弥漫着一片末日般的惊恐气象，亟需有人出来主持粮食、医疗、赈灾等事，虞出任此职也是众望所归。淞沪会战刚打响，虞洽卿就把七十寿辰时各界所送拟建洽卿医院的钱凑足五万元捐了出来，用于伤兵救治。
原本一百六十余万人的租界，突然猛增到四百余万人，吃饭顿成头号问题。日军严令封锁下，内地米粮不得运沪，起先，尚有米贩肩负手提，偷运入境，日军发布告示，携粮五斤以上入租界即为违禁，并在道路隘口架设铁丝电网，一时租界内米价腾飞，粮荒日益严重。虞洽卿手上有船，于是提出办理运洋米进口。
当时三北公司的在沪船只，除了华伦洋行新购入的三艘，尚有挂名中意轮船公司的八艘旧轮可入海。说起这家航运公司，还是虞的女婿江一平律师赴内地前，把大西路的花园住宅出租给意国驻沪总领事才换来的合作机会。意大利和日本、德国是同盟轴心国，船上挂意旗可自由出入上海等日占港口，这正是虞洽卿说服女婿以较低的价格把房子租给意国总领馆的目的。
第一批办运洋米进口是通过租界工部局出面筹款的。鉴于市面上已有抢米、抢粮情形发生，工部局也怕酿成风潮，故极力赞成其事。议定采购、储存、调拨等事项由工部局承办，运米进口则由虞洽卿所属航运公司承办，各同业公会共垫资三百余万元。运了两次后，因有的同业公会内部配米不均抽回垫款，工部局也不胜其烦，以后的运米都让商界自行去办了。
虞洽卿召集商界各同业人会商讨筹款办法，提出举办“平粜会”。他说，工部局已停办洋米进口，中日战事正在继续扩大，上海粮食将更加紧张，本市储粮，至多不过供两个月之用，升斗小民，每日籴火为炊，一旦缺米，问题十分严重。且租界目前尚有十万难民，每日需要供粮，必须早为之备，以免发生意外。为此希望各业再次筹垫款项，向西贡等地定购洋米进口，平价出售。
有人支持办平粜，有人反对，虞洽卿说，代同业公会办米，等于把全上海的粮食问题全部包下来，我们办不了，现在问题是决定办平粜，不赞成的可以走，赞成的留下来继续讨论。得面粉业、杂粮业、米业、棉布业等同业公会支持，当场认募二十五万元，并成立上海平粜委员会。出资两万以上的为常委，不足两万的为一般委员。购洋米需要外汇，虞为此还打电报给时任行政院长兼财长孔祥熙，申请外汇扶持。
孔祥熙准许所请，指示财政部拨汇一万英镑，允许免税进口仰光、西贡等处稻米。经四五次来回拉运，上海市面上的粮荒稍有缓济，这批被市民们称作“户口米”的洋米发售消息一经传出，各米店门口购者争先恐后，彻夜排队挨号，还有人被挤伤，虞请租界当局增派大量华捕维持秩序，才使人人籴上每石二十元的平粜米。
平粜米完全由虞洽卿统购统运，一手分配，他把从西贡等处运来的米作三部分分配，首先是供给难民口粮，其次是以进价成本加上米店发售手续费百分之六，核算价格后拨交各米店门售，其余分别由平粜会的常务委员们自行分配，照市场价抛售。
虞洽卿以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的身份办米，海关的进口证明极易取得，且只收码头捐而不课进口税，海上运输风险大，运费又提得高，自是获利甚丰。兼之他参照上海办米的方法，把平粜会扩大到了宁波、镇海和三北老家，补贴耗费虽巨，与办洋米中取得的巨额利润相比，实不过九牛一毛。
虞的朋友魏伯桢回忆说，有一天，虞洽卿悄悄找到他说：“我现在发财了，这几个月每月的进账可达一百五十万元。”。魏帮着算了一笔账，战时船少，海路运费猛涨，平时一包一百公斤左右的洋米，从西贡到上海只需零点二九美元，此时已涨到一点四美元，单就华伦洋行代理的三艘新购的海轮计算，航程来回一次收入可达二十八万美元，两个月共计四趟航程跑下来，购船成本一百多万美元就赚回来了，这还不包括中意轮船公司的收入。
商人趋利，乃其本性，即便办米是本着慈善之心，虞洽卿敏锐的鼻子也从中捕捉到了巨大的营利机会。进口时，他以压舱为名，带购部分洋米和沪地紧缺的舶来品，从上海起航时，又用空船带运大批土特产出口。据虞的三子虞顺慰保守估计，他父亲在短短几个月的办米中赚到了五百万元，不仅基本还清了积欠四明银行的三百万元，还手握大量游资，购入了租界的大量地产。这个出了名的欠债大王可说是咸鱼翻身了。
虞洽卿办米挣了个钵满盆丰，有人讽他“奸商”，给他取了个“米蛀虫”的恶名，一年半前风风光光命名的虞洽卿路，也被人叫作了“米蛀虫路”。电台的主播还把他的事编成说唱段子，讥讽他囤积居奇赚取昧心钱。虞洽卿深感委屈，他声辩说，自己并没有做米生意，他赚钱是靠运输水脚所得。他牢骚满腹地对人说：“好人难做，我办米原是为平粜，救济民食，装米时吨位不足，水脚要浪费，也办些米来凑足吨位的情形是有的，但这不能算假公济私。我办米赚的是水脚运费，平粜委员中其他米粮业的常委办的米比我多，并且我的米也要经他们的手，还要杀我的价，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我一人头上，人心真是太可怕了。”
孤岛情形日趋紧张，日本人的高压控制下，租界已经名存实亡，资本家和一些薄有声望的文人纷纷避居内地和香港。虞的朋友、同藉商人项松茂和方液仙遭到日本军方暗杀，很难说下一个不会轮上虞洽卿，他又是那么爱出头的一个人。事实上日本人早就盯上了这个航业大佬。
“八一三”淞沪抗战刚爆发时，三北公司一艘从宁波到上海运送难民的船只在海关被扣，虞以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的身份前去交涉，日本人趁机提出要三北公司与日方控股的东海轮船公司合作，要他为“中日经济提携”效力，称这样“可以确实地得到海军的保护”。虞拒绝了。回复称，值此中日交战中，按环境事实，“殊难共同经营海运事业”，况且三北轮埠公司也无轮船可资运用。这年底，日本人扶持成立傀儡政权“大道市政府”，曾有心拉虞下水，让他出任“市长”，让虞的一个日本老友去当说客，也被虞拒绝。沪西歹徒、七十六号特务吴世宝，在外放言说，要把虞绑票，敲一笔大竹杠，逼之就范。虞闻言，只是笑笑。慑于虞在上海的影响力，吴世宝未敢轻易下手。日后，虞的老对手傅晓庵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终遭军统暗杀。
和虞洽卿共事多年的老友、曾出任难民救济协会秘书长的袁履登，先是装病，再是移居亲友家，终不堪日本人威逼，落水当了伪工部局华董和上海商会理事长，与闻兰亭、林康侯成了日据时期“海上三老”之一，让虞日后一想起来就痛心不已。
重庆方面也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虞洽卿的盯视，生怕他被日本人网罗了去。虞曾收到过一封警告信，里面夹着一颗子弹头，声言他如果落水加入敌伪组织，那么射入他体内的就会是一颗真子弹。理智告诉他，应该离开上海了，可真要走，心里还是不舍。已经先期到达重庆的女婿江一平曾先后九次发来电报，言说利害，说或不尽快离开上海恐有性命之虞。但虞洽卿见中意公司的营运生意蒸蒸日上，又碍于面子，始终下不了决心。江一平为了催老丈人尽快离沪，想出了一个法子，以蒋介石的名义给宁波专员蒋伯诚发了两封电报转交给虞，催他离沪。
据虞的好友魏伯桢回忆，1941年3月的一个深夜，虞洽卿突然来到魏宅，取出两封电报。虞以一种紧张神秘的神情说，这两封电报都是蒋介石托人转来的。第一封要他离开上海去重庆，另一封问他何日启程，走水路还是陆路，请先告知，以便派人沿途照料。虞终于下了走的决心。
他告诉魏伯桢，有两件事情放不下，第一件是买进的地产如何处置，第二件是难民救济的事，自己这个救济会长一走，恐怕无人接手，恳请魏能继任。魏说，租界的难民救济，要与外人打交道，自己不懂英文，不宜担任。魏推荐原难民救济会的秘书长袁履登接替会长一职。虞一脸不屑，道：他一个上了贼船的人，做这个会长配么？
抗战胜利后，袁履登以通谋敌国罪在上海高等法院被起诉审判，尽管袁在自白书中声辩自国军主力西撤后，“履即协助虞洽老组织上海难民救济会”，出任秘书长，“救济难胞十余万人，为时整四载，捐款达千万，为上海开埠以来空前之伟举”，但因其出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期间，经手大量米粮到日军作战部队，仍被处以有期徒刑七年，入提篮桥监狱服刑。袁于百无聊赖中，除了祷告、忏悔、写回忆录，就是向其他犯人传教。此是后话不提。
……
（更多内容详见《江南》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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