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改变中国：中国怎么卷入了世界大战-凤凰周刊智库
记者|王戡 编辑|段宇宏
中国尽管是一战的参战国，其实没有正式参与过战斗，却因站对了阵营意外成为战胜国，然而胜利之花没有结出甜蜜的果实。
落成于1420年的北京故宫，和五百年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发生过直接的关系。
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华民国政府于1918年11月28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当天上午11时起，大总统徐世昌偕同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协约国驻华公使，共同检阅了中国参战军，各国在华驻军也一同受阅。森严的宫殿群内，数千宾客到场，各国旗帜飘扬诡八楼，军队步履铿锵走过阅兵台前，军乐声不绝于耳，场面不亚于任何一个血战数年的国家。
阅兵之后，大总统徐世昌发表演讲。他感叹“天祚吾民，使世界绵亘之战役，忽焉告葳”，回顾中国自参战以来“力所能逮，靡不殚应，他若侨工之协助，粮食之输供，原料之补充，军需在之制给，事无巨细，必竭其勤”，最后号召国民“欧洲今兹战役，所造就者乃全世界和平之基础……在此促进和平之中，我国亦克尽相当之义务，奋力疾追……凡百君子，幸共加勉，旧邦新命，实利赖焉”。
同日下午，故宫西侧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北京各界庆祝战胜大会，一座中式石牌坊坐落在会场中央。参会民众庆贺之余，不免有些唏嘘。这座石牌坊原本耸立在东单大街上，用来纪念义和团事件中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德国投降之后，驻北京的法军将牌坊拆卸，送给了中国政府。中方将牌坊重新搭建起来，只是将横坊上原本的“惋惜凶事”四字，换成了“真理战胜”，从中国战败的致歉品摇身一变成为战胜的纪念物。
1918年5月2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的威廉角检疫站的中国劳工军团，他们通过身体和健康检查后，便要继续前往温哥华，乘太平洋铁路到加拿大东岸的哈利法克斯市 (Halifax)，然后乘船前往欧洲战场。
翻检当日报章，政府和民众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但也很快被现实粉碎。1919年的巴黎和会否定了中国关于收回主权的各项提案，引发五四运动。世界和平也没有促进国内和平，不仅南北对峙依旧，直、皖、奉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战胜之花为什么会结出如此苦涩的果实？这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答案也许要回到中国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寻找。
中国选择不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欧洲列强彼此宣战、动员为开端。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开始，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纷纷卷入其中，形成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两大阵营。稍后，日本也宣布加入协约国。
中国政府的反应十分迅速，但并不是选择一个阵营加入，而是宣布中立。1914年8月6日，大总统袁世凯发布《恪守局外中立申令》，通令全国“现在欧洲奥、塞、俄、德、法、英、比等国不幸失和，中国因皆系友邦，已布令恪守局外中立，以敦睦谊。我国各地人民，均应照常安堵，所有各省及延边地方，责成军政、民政各该长官等，遵照中立条规，严密防范”，并承诺“凡通商口岸等处，各国人民财产、教堂，一体加意保卫山东二哥，倘有匪徒造谣滋事，即迅速查拿，从严治罪”少女新娘物语。
同日，中国政府还向各国发布《局外中立条规二十四条》，开宗明义的表示“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
当时战场远在欧洲，局势尚不明朗，中国没有贸然站队的必要。一方面，两大阵营主要国家，在中国都有租界和驻军，一旦彼此开战也不好处理，中立确实是稳妥的选择。另一方面，大总统袁世凯的心思，并没有放在对哪一个国家作战上面。
从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到1914年5月，袁世凯的作战目标始终是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法律规定的议会内阁制之于袁世凯，就像金箍儿之于孙悟空，让人颇多束缚。按照《临时约法》，国家大政都需参议院同意，大总统的权力处处受限。反过来王惠五，大总统若对参议院议决事项行使否决权，后者却有权再予驳回。加上参议院中第一大党国民党对袁世凯充满敌意，处处唱反调，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却连向外国借点钱的计划都难以通过，更令他气不打一处来。袁世凯曾向人抱怨，当大总统受到的限制比在前清当总督时候还大。
斗垮了清廷皇族内阁的一代枭雄，怎能忍受这样的桎梏？1913年起，袁世凯先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接着顺势摧垮了他视为“悉为挟持党见者所蹂躏，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的参议院。《临时约法》没有了捍卫者，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只是，就算没有人念紧箍咒，金箍儿还是个隐患，必须予以破除。
1918年春，法国特讷尔，中国劳工军团的工人在车间参与坦克钢板上的铆钉加工。
1914年5月1日，按照袁世凯意志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颁布施行。新法中，原本对大总统发号施令有副署之权的国务总理，变成了赞襄行政首长大总统的国务卿。“参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的参议院，也变成了“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参政院。举凡内政、外交、军事等各种权力，全部集中于大总统一身。正因如此，袁世凯才能在一战爆发后快刀斩乱麻，迅速决定实施局外中立，不用担心有人掣肘。
“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
袁世凯的秘书顾维钧曾经评论故主，“不懂得共和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袁世凯当了两年大总统，愈加怀疑民主共和未必比君主制更优越，同时认定自己才是拯救中国于列强环伺之中的“余一人”。
但是，既然举国上下都说民主共和是世界大势、潮流所趋，袁世凯也要跟着装装样子，既要保持约法，也要表示尊重“民意”，要一步一步让“民意”推举自己走向皇位，同时也要得到列强的认可和同意，不能搞成过于明显的帝制自为。
国内无人匹敌，外国却不给面子。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交出中国山东胶州湾的租借地。德国未作回复，日本便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并派遣军队于9月2日在山东龙口强行登陆，随后占领胶济铁路，准备攻击胶州湾的核心城市青岛。处于同盟蜜月期的英国，也从华北驻军中派出一个营协同日本作战。
日本不顾友邦主权和中立声明的蛮横之举，在中国引发一片哗然，也令袁世凯颇为难堪，尤其是对他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颇多干扰。如果不能果断处理此事，影响民望尚可处理，影响列强的态度就难以补救。
面对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要求中国坚持中立立场、禁止外国军队经过的照会，袁世凯也一度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向日本政府表示抗议，指责其“侵犯中立，破坏公法”，要求撤回军队；另一面秘密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议，中国对德宣战，和英国共同出兵进攻青岛。
1918年，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乌代泽勒，一群中国劳工饶有兴致地围观一名法国摄影师的工作。
这是袁世凯心腹谋士梁士诒的建议。梁认为德国国力不足以赢得战争，只有对德宣战才有望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收回1888年就被德国占领的青岛。这一意见的潜台词则是，站到有胜算的一方，取回前人丧失的主权，才能进一步铺平称帝之路邹放鸣。但是，袁世凯的建议被朱尔典当即拒绝，中国第一次参战的意图就这样被扑灭了。
最终，袁世凯任由日本进攻德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在9月3日公开照会各国公使，宣布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的先例，声明“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方，确实为各交战国必须行用至少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并要求各交战国尊重“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身命财产”。驻在胶济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大奥诞生，也纷纷撤走以避免冲突。
政府的退缩进一步刺激了舆论。参政院参政梁启超、蔡锷等人接连质问政府：“万一日本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指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据的辽东半岛）”，该怎么办？但《约法》体制毕竟与《临时约法》不同，无论朝野如何议论，袁世凯都可以充耳不闻。
1914年12月的欧洲战场已经血流成河。在巴尔干战场，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爆发了科卢巴拉战役，双方伤亡30万人以上。在西欧战场，经历了残酷的马恩河战役，双方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战争一度陷入僵持。普通士兵对战争充满厌恶，圣诞节来临之际，他们甚至隔着战线向对手互赠礼物。
这一切对袁世凯和中国民众毫无影响。在科卢巴拉战役结束4天后，圣诞节休战1天前，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祭天仪式，燔柴、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撤馔、望燎，原本皇帝专享的一套礼仪全部再现，大总统和天子之间，隐约画上了等号。
似乎是为了佐证这一点，12月28日，《大总统选举法》颁布施行，其中规定大总统的继任者可由上任大总统推荐，方法是“将其姓名书于嘉禾金简，密藏石室，届时交付选举”。有心人阅后长叹，清代的密匣立储又回来了。
“二十一条”攻防战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将中国视为其扩张目标。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割占台湾和辽东半岛，接管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从政界到民间，把中国作为日本与列强竞争根据地的舆论都有很大市场，报界鼓吹中国东北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10万英灵”换来的特殊地区，日本政界则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中国政府，攫取更大权益。
1914年7月，日本《中央公论》杂志还在感叹，“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待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转眼间大战爆发，机会摆在了眼前，怎能白白放过。在进攻青岛之初，朱尔典建议向中国保证归还胶州湾，但遭到日本外务大臣加藤嘉明的拒绝。解决青岛德军之后，日本政府才亮出了意图。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一份秘密文件送到了袁世凯面前。
这份文件的内容巴宝利官网，包括：（1）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2）日本人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修筑铁路、购买土地、开采矿产、自由居住等权力；（3）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共同事业，中国不得自行处分，附近矿山不得由外人开采；（4）所有中国沿岸的港湾岛屿不得租与他国；（5）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合办地方警察，并授予日本修筑铁路权限等要求。以其条文总数，通称为“二十一条”。
日置益还威胁袁世凯，“如果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日本的要求，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后世论者以为，袁世凯本可直接驳回该文件，毕竟公使直接威胁一国元首，本就不合外交规矩。但因袁世凯希望日本能支持其称帝，才会选择将文件收下。正如袁世凯的秘书夏寿田回忆，“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怒（袁世凯的字），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
但是，中日国力相差悬殊，还有大批日军屯驻在山东，如果不选择虚与委蛇，又能如何收回胶州湾呢？更何况日本背后还有英国这个盟友支持。对日使用武力吗？据说，早在日本登陆山东之初，袁世凯曾询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与日本人开战能抵抗多长时间？答复是48个小时。袁世凯闻讯只能叹息不语。
1918年1月，中国劳工军团的工人们跟随一名英国教官学习西洋拳击。
诚然，袁世凯在竭力推进帝制，但他追求的是权力的集中，而不仅仅是皇帝的虚名。如果“二十一条”的要求全部兑现，中国将沦为日本附庸，袁世凯也只能做个傀儡皇帝，对一个已经没有任期限制的大总统而言，又有什么意思呢？
袁世凯没有选择正面对抗，他的方法是竭力争取和外围造势。接下来的5个月里，中国政府一面采用更换外交总长、要求逐条审议、不断提出修订案等办法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将“二十一条”泄露给了报纸。
在日本无视中国中立声明侵占山东的背景下，这份文件无疑是一枚炸弹，不用刻意营造便在全国掀起了反对日本、抵制日货的浪潮，甚至蔓延到了东南亚的华侨社区；江苏督军冯国璋还联合十九省将军发表通电，表示不惜一战；美国也因此向日本表示，“二十一条”第五项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存在歧视第三国的内容，让中国对日交涉获得更多的争辩理由。
经过25次会议交涉，中日双方在5月25日正式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史称《民四条约》。据学者唐启华研究，“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相比，“可知中国完全接受者仅第一号总纲及第一款日本继承德国山东权利一条，其余各款或由日本自行撤回，或改以换文方式约定爱晴柔，或将原案修正语气、限制范围。中国虽于南满、东蒙部分损失甚多，然迫使日本于中国主权损害最重之第五号条文除福建一款外全数撤回，使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至最低程度”。
以参战掩护称帝
“一千九百九十五年十一月，余与英使馆所议中国加入战团之事，今时机已至，（舍此时机再无第二次）我意以为中国不必候德国之答复，亦无须专随美国之行动。中国即宜先向日本商议，表面上做出求日本替中国介绍于英、俄、法，由五国合订攻守同盟之约。欲成大事，四国似应不能以此虚体面让日本。望以此意在转告欧洲政府，我已极力运动中政府”。
这是一张出自梁士诒手笔的便条，静静地躺在故乡广东三水为他出版的史料集中。便条究竟写给何人？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在其背后却是一桩将袁世凯称帝进程与中国参加协约国作战卷在一起的秘辛。
经过“二十一条”的插曲，袁世凯和他的谋士们开始探求绕过日本，直接与英国谋取支持的方式，其中以梁士诒最为积极。1915年6月，他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中国愿意提供30万军队并自备武器，“在英国军官指挥下到诸如达达内尔（即达达尼尔，指英国在土耳其加里波利登陆，试图攻占伊斯坦布尔迫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的一战）等任何地方服役”。朱尔典明白梁士诒是在为中国反制“二十一条”寻找办法，但担心触怒日本，只能予以婉拒。
10月间，梁士诒又找到了一个增进与英国关系的途径。当时的俄国急速扩大军队，武器弹药供应跟不上需求；俄国的盟友英国发现，恰好中国的几大兵工厂设备都是清末从欧洲引进，产品足以应付俄国需求。梁士诒听说英国正在中国采购军火以支援俄国，但限于中国“人民不得为交战国治理武装，不得供给船只或材料及一切军需品”的中立条规，以及德国、奥匈帝国公使听到风声后的抗议，进展始终不如意，便向朱尔典提出可以提供步枪及子弹，由中国派军舰送到香港。双方几经谈判协商，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英国接受了1万支步枪和750万发子弹。
梁士诒那张关于11月事态的神秘便条，则是他与英国接触的最新进展。早在当年9月25日，一路稳步推进帝制的袁世凯下令接受参政院的意见，将在11月20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商议“改变国体问题”。但在10月28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齐斯来到北京政府外交部，传达了对袁世凯称帝的劝告，指出“中国如果一旦发生扰乱……则与中国有深切关系之各国及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所蒙直接间接之影响，真有不可计者，东洋之和平亦不无因是陷于危殆之虞”，直接要求袁世凯“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
为了打破困局，梁士诒决定再度通过中国参加协约国来争取列强支持，继续推进袁世凯的称帝计划。他和朱尔典商议出一个微妙的程序——中国在其参战计划与英国秘密沟通并得到同意后，直接向日本提出加入协约国的要求。无论日本同意与否，势必要按照英日同盟协定征求英国意见，英国则可以顺势要求日本同意中国参战。中国一旦加入协约国，则无论国体如何变更，对付其他国家舆论也较为容易。
这一计划未能如愿。日本掌握了英国外交密码，获悉情报之后主动出击，猛烈质询朱尔典是否背弃英日同盟，单独与中国联系参战事宜。英国此时正逢达达尼尔战役失败和塞尔维亚全境易手，正在竭力争取日军加入欧洲战场，不愿再与日本发生冲突，表示未曾支持中国参战。失去了英国的支持，中国也只得再度申明“既未接有加入协约之提议，亦未开议此项问题”。中国的第二次参战企图也至此破灭。
梁士诒的参战计划虽然失败，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国民代表大会照常于11月20日召开，不出所料的提议变更国体提议之后，日本联系英、法、俄、意四国，准备进行第二次劝告。英国外交当局愤恨于日本所作所为，联系另外三国在劝告文字上竭力主张缓和，删掉了“五国政府保留各自之权利”、“万一中国急速帝制，列强应保留承认”的表述，只说“静观厥后之态度”，语气大为放缓。
对此，朱尔典在给使馆参赞艾斯顿的信中评论：“如果日本果真如他们说的想避免麻烦，他们就应该接受事实并尽量利用之。他们不这么做，反而要求我们一再可笑地劝告，不会有效果……我和任何协约国同僚都不知道目的何在，感觉我们是一群被日本操纵的傀儡”。
日本也感受到了三国态度的变化和劝告的无力，决定不再正面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了列强的干涉，袁世凯的称帝路越走越快。1915年12月11日，国民代表大会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次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大梦成真。
1918年，加拿大，还处于前往欧洲途中的中国劳工，用自己的方式度过春节。
政治风浪中实现对德绝交
“六年一月，德国厉行潜艇政策，危害中立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政府以其蔑弃人道，违反法规，忍无可忍……于是有八月十四日之宣战。综其颠末，前此黎冯两大总统，实皆发号布令以执厥成，而终始毅持此政策者，乃为段前总理，此其功绩镌在国民，罔可渝易者也”。
大总统徐世昌回顾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之始末，将功劳记在了黎元洪、冯国璋和段祺瑞三人身上。但这三位在参战问题上并非同心协力，而是争吵不休，甚至差点断送了民国。
称帝三个月后，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下达《撤销帝制令》，恢复了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又过了三个月，袁世凯因病逝世，把参战问题、青岛问题一股脑留给了后来人。经过一番争吵和妥协，在帝制期间闭门不出的前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同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当选副总统、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在公海实施无限制潜艇战。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加入协约国并派兵赴欧洲作战。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同步展开游说，希望中国政府追随美国对德国绝交并宣战。他有一条理由现代军阀，最为民国政府高层所瞩目——“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就随着中德条约的废止而失败。日本想从德国手中继承条约规定的权利，因此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却有不同意见。段祺瑞一直强烈主张参战，在1917年2月9日命令外交部向德国的公海无限制潜艇战提出抗议，声称如果抗议无效，将断绝两国外交关系。黎元洪却主张继续严守中立，避免因宣战导致中外关系产生过大波折。
3月4日，段祺瑞面见黎元洪，提出驻各协约国公使接洽与德国绝交事宜的咨文，但是黎元洪以需要国会同意为由拒绝盖章。两人争吵之下，段祺瑞当即提出辞职，并退居天津闭门不出。黎元洪无奈之下，只得将冯国璋从南京请来调解。最后确定了内阁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反对、内阁拟定的命令总统不拒绝盖印两条原则，段祺瑞才回到了北京。3月11日，在黎元洪同意后，
岑碧青中德绝交一案经参议院审议通过，通报德国驻华公使。对奥匈帝国绝交一案也随之宣布天天连萌安卓脚本安康学院吧。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形容段祺瑞，“性虽刚愎，惟对于一事认定后肯负责任，必全力以赴，从不迁就中止”。靠辞职威胁通过了对德国绝交案后，段祺瑞继续推进对德宣战。此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协约国列强都表示赞同中国参战，但国内的反对声却多了起来，参议会议员当中反对参战的占了多数。在上海活动的孙中山也提出日本是“在请中国参战这个表面名称里头，打算用军事统辖来征服中国”，甚至表示“用我的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伞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
1917年5月1日，段祺瑞提出对德宣战一案后，黎元洪便以民意反对为由表示拒绝。段祺瑞则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开会，搬出督军团的“军意”来对抗黎元洪的“民意”。提案交到参议院后，段祺瑞和督军团采取到场督促、包围国会、威胁议员等多种方式试图强逼参议员们同意宣战，没想到却被来了个釜底抽薪。参议院提出先行改组内阁，再讨论对德宣战，并得到多数议员同意而通过。
黎元洪、段祺瑞共事以来，段对黎处处强硬，甚至“每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每用一人，总统不知其来历”，两人积累的矛盾至此总爆发。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则以该命令没有国务总理副署，于法不合，拒绝离任。以段祺瑞为首领的皖系八省督军，纷纷提出“独立”，场面一片混乱。
黎元洪慌忙抓住督军团的领袖、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调停，后者却索性让前清废帝溥仪来了次复辟，段祺瑞抓住机会起兵把张勋赶跑，做了一回“再造共和”的英雄。
风波结束之后，黎元洪被迫退隐租界，冯国璋成为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担任国务总理，两人对参战并无歧见。1917年8月14日，冯国璋发布《大总统布告》，声明自当日上午10时起程桂兰，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中国得到了什么？
“总之，此次加入，就消极而言之，宜预定义务范围，免除困难；就积极言之，当为我中华民国国际上开一新纪元”。在酝酿对德国绝交期间，梁启超曾在国民外交后援会上做如此之演讲，断定此举意义非凡。绝交之后的种种措施，确实也让民众一度有扬眉吐气之感。
1917年3月16日起，中国警察开入天津、汉口的德国租界，占领租界内的领事馆、管理机关和警察署、兵营，降下德国国旗，改升民国五色国旗，各租界改由中方设置的特别区管理局管辖。
8月14日对德国宣战之后，中国进一步收回秦皇岛、塘沽等地的德国兵营，北京德国兵营则转交荷兰使用。海军部则派少校副官陈绍宽到上海，监督解除了德国商船的无线电设施，并拆卸了主要的航行工具。在华德国驻军都被缴械，分别予以集中看管。今天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当年便是一座德军收容所。
对德国采取的一切措施，也对奥匈帝国同步实施。对这件事最不高兴的当属袁世凯家族。当年袁世凯在天津购建私宅时，既要租界的安全保障，又想濒临海河有悦目风光，便选在了奥匈帝国租界内。结果因为租界被接收，房产一下贬值不少。
收回了看得见的主权，也要废止不平等的条约。宣战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所有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中国约定在39年内赔偿德国9007万两白银、赔偿奥匈帝国400多万两白银，至此一概废止，不再予以赔偿。
坚持实现对德宣战的段祺瑞，也得到了巨大的政治利益。日本政府的阻止中国参战政策转向后，开始借为中国参战提供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的方式，实现其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段祺瑞明知日本另有野心，但为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他还是主导两国在1918年5月签订了陆军、海军两个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毕竟，现在段祺瑞有“参战”这个好借口，可以放手扩充力量。早在1917年12月，冯国璋就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在北京近郊建立起参战军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筹组军队。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时，已经拥有两个师的兵力，经费充足、装备新锐，号称全国陆军之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除了有华工前往欧洲战场担负后勤任务外，没有派遣军队参加过对同盟国的战斗。但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倒是参加了一次协约国的集体行动，在1918年8月和英、美、日等国一同出兵西伯利亚。同时宣称“此次出兵系赞同联合友邦之义举，而以尊重俄国领土与主权为目的，决不干涉德国内政”。中国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和陆军宋焕章支队2000余人先后抵达海参崴，虽然兵力不多，却是中国军队时隔48年后首次回到这座城市。
对外的种种收获，遮掩不住国内政局的混乱。冯国璋同他的前任黎元洪一样，和段祺瑞陷入了“府院之争”，牵扯到他们背后北洋直系与皖系的斗争，最终双双下野。继任的大总统徐世昌是文人出身的老政客，在军界没有根基极道校园，正因如此，他才迫不及待的要举行一次胜利阅兵，向中外各界、向军队展示自己——作为国家事务的胜利庆典，终究离不开与国内政争的联系。
中国虽然获得了参与战后和平会议的资格，以及作为战胜国的种种利益，却始终未能解决一战爆发之初就发生的日本占据山东胶州湾问题。日本依然不遗余力的要求，把中国排除在和平会议山东问题之外。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五年来围绕参战的风波，已经极大改变了各界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国家观，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即将随着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爆发。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60期，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
